浪漫迷人的滨海大道。

滨海大道上的老爷车

对许多人而言，古巴首都哈瓦那代表着爵士乐、霓虹灯、老爷车、芭蕾舞和雪茄，也象征着人类文明的辉煌与落寞、脆弱和坚强。带着众多想象，我在哈瓦那度过了两周的时间，所见所闻都刷新了我对这座加勒比海岛的认知。

哈瓦那的老爷车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们基本产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卡斯特罗在1958年推翻巴蒂斯塔政权后，富裕的人们望风出逃，资金可以轻松地越过海峡，而车辆和房产则被遗留在了身后的岛屿上。

70年间，这些古董车几经转手，驶过哈瓦那老城的石板路、城郊的甘蔗田，慢慢在海风里老去。由于零部件逐渐缺乏，不少古巴人成了修理古董车的技师。

落日前的海滨大道，是我在哈瓦那最爱去的消遣之处。比起老城内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人群，海滨大道有种好莱坞的氛围。金色的日光可以遮盖一切陈旧和破败，宽阔的海洋也能让人的心情豁然开朗。在普拉多大道的尽头和23街路口，余晖从左侧的新城洒下，海滨大道会呈现黄金一般的色彩，这让行驶其间的老爷车增添了一些历史的沧桑。

游客可以花60美元挑选一辆老爷车，沿海滨大道游览一个小时。这些作为出租车使用的古董车，大部分是雪佛兰英帕拉，无论在外观还是内饰上，都保存得远远好于古巴人的自用车辆——普通民众拥有的自用车辆，还是来自苏联的拉达。

古巴人需要新车，而新车的关税达到了900%，修补旧车是古巴人获取经济收益的主要方式。游客都很偏爱英帕拉，它们的颜色也很讨喜，即使是在诞生之初的70年前，英帕拉也是美国中产最偏爱的车型，它几乎代表着美国造车工业审美的巅峰。其名字来源于栖息在非洲中南部的黑斑羚，我曾在南非的荒野中无数次和它们相遇，它们奔跑、跳跃，有着敏捷的身姿，像草原上的精灵。

如今的古巴人绝大部分是当年非洲黑奴的后裔，他们的祖辈曾每日在家乡的土地上与黑斑羚一起奔跑。为了狩猎，非洲人的先祖与黑斑羚做伴，他们的后裔与英帕拉拥抱，这是跨越大西洋和时光的一次巧合，这其中有他们骨子中的倔强，和在困境之中寻求生机的坚忍。

市井生活气

和我接触的古巴人，每次聊到神采飞扬时，话题往往与自然的馈赠有关：雪茄、朗姆酒、蔗糖和龙虾。哈瓦那有许多龙虾渔夫，这是一个几乎没有门槛的职业，收获就意味着能够获取现金。在一个近乎封闭的国度，哈瓦那海滨大道有着不同寻常的开放姿态，这条占据老城海岸线将近一半的滨海之路犹如一条分割线，在地面上清晰地隔开了大陆和海洋、文明和自然，而后向外部世界敞开了胸怀。

在靠近莫罗堡垒的一侧，海湾变得狭窄，这里无风无浪，海钓更加容易。每天从午后到日落，海边都会聚集众多的渔夫。他们当中既有十一二岁的儿童，也有耄耋老人。他们没有渔船，没有渔网，一根钓竿已是他们最好的工具，绝大部分人的工具仅仅是一团渔线。

他们静静地站在石墙上，一手握着渔线，一手缓慢地释放渔线让其滑入水中，他们的双手如芭蕾舞者般优雅灵巧。渔夫的身旁躺着几条海鱼，这是钓龙虾的诱饵。相对于龙虾而言，海鱼在市场上的价格太低，所以个体渔夫一般只会将其作为龙虾诱饵或者家人的晚餐。

在当地，刚刚出海的活龙虾是硬通货，餐厅的收购价最高可达5美元，对于人均月收入只有20美元的哈瓦那人而言，可谓价格不菲。这也驱动着哈瓦那的男女老少纷纷投身到追逐龙虾的事业中。

清晨的哈瓦那恬静而富有朝气，海岛在棕榈树的庇护下一夜好眠，海洋的潮气蒸发在东方的第一缕阳光中。哈瓦那人会在此时拥入狭窄的老城街道，我也会在每天的这个时候走上街头，感受这座城最真实的市井生活气息。人们都忙着采购，老城街头的“国营”商店门口有大量居民在排队，他们手里都拿着食品供应证。通常，只要排队，每个人都能根据家庭的人口数，以低廉的价格买到定额的食品，例如一家四口每个月可以买到12枚鸡蛋。

如果在“国营”商店购买不到食物，他们也可以选择去街头的自由市场。这些以生产队为单位的市场，其实就是一个个小三轮的摊位，摊位前摆上一块小黑板，上面清楚地标明蔬菜瓜果的价格。

在近年来开设的外汇商店里，游客和居民可以购买进口商品。这些商品主要以食品、家电和五金为主，以美元或者欧元计价，价格高昂。游客和外国使馆工作人员是外汇商店最主要的消费者。

哈瓦那人的夜晚。

慢生活好惬意

哈瓦那人没有购房的顾虑，所有人居住的房子均按需分配，至于好坏，那便因人而异、只凭运气了。房子的外墙可以修补，但内部空间无法随着家庭人口的增加而扩大，几代人同室的处理办法就是在屋内不断加隔断，从一楼的大门入口处就开始被分割为几个独立空间。

密集的建筑和狭窄的街巷，容易带来视觉上的压迫感，也让众多拥有绿植的广场脱颖而出，成了哈瓦那城内的珍贵绿洲。武器广场是一个游客聚集地，绿树掩映之下，当地老人和各国游客坐在长椅上休憩，一位弹吉他的老人吸引了不少“倾听者”。

武器广场中央树立着塞斯佩德斯的雕像。无论是高度还是知名度，这里都不是哈瓦那城内游客会来的区域，但在我脑海中所有关于哈瓦那曾经的喧闹，都源于这座雕像所刻画的英雄。1868年，古巴地主塞斯佩德斯在自己的德米哈瓜庄园起义，释放了自己的黑人奴隶，并发给他们武器，用以反抗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塞斯佩德斯也被选为战时共和国的首任总统。

在他执政的10年中，古巴废除了奴隶制，宣扬信仰自由，解放了东部的多个省份。在一个几乎基于奴隶制而建立的岛屿之上，奴隶重新获得了人生的选择权，他们成为革命者、作家、音乐家，也成了最早点燃古巴文化的先行者。

如果没有塞斯佩德斯，古巴如今或许就不会拥有唱响卡耐基音乐厅的国宝级乐队——好景俱乐部，更不会拥有世界著名舞蹈艺术家阿莉西亚·阿隆索闪耀世界舞台的机会。

从武器广场往北走，哈瓦那和旧城的分界线上是著名的普拉多大道。它从国会大厦一直延伸至滨海大道，泥路贴上砖石，两侧遍植绿树，这在终年炎热的哈瓦那是难得的景致。

在20世纪20年代到50年代，普拉多大道是哈瓦那展示国际化和先锋性的场所。走在普拉多大道上，我能想象到当年卡尔·拉格斐把这里变成香奈儿秀场的场景，那该是多么震撼的场面。如今，普拉多大道成了哈瓦那人钟爱的纳凉之地，模特被普通民众替代，西半球最耀眼的楼阁台榭晒满了衣物。

每到下午，大道两旁的大理石长椅上人满为患，有三两相聚的姊妹，有在树荫下午睡的出租车司机，有在大道中央以作画为生的画家。古巴人的生活中没有太多意外，时间的流逝似乎也没有价值，普拉多大道上的哈瓦那人总像电影中慢动作的人一样，不紧不慢，悠闲惬意。

哈瓦那的气质与精神

“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被打败”，老渔夫在《老人与海》中的这一句独白，不经意间成了形容古巴人最好的描述。

海明威一生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时间给了哈瓦那，古巴海洋的浪花和朗姆酒溅到了纸页上，成了《老人与海》和《海流中的岛屿》。城市和作家的互相成全，往往会给一个地方带来更多神秘的浪漫。读者在阅读文字，其实也是在探访城市，即便自己从未亲身踏足这片土地。行走于字里行间，我们能够在段落里感受到城市的情绪。

走在哈瓦那街头，我总感觉这是海明威用混凝土和石头写就的一本书。哈瓦那的街道和酒吧，繁华和破败，都在书中有着独特的韵律和节奏，这些都与海明威的畅饮、病痛、惊恐和宁静联系在一起。

没有人能忽略老城内的五分钱酒吧和小佛罗里达餐厅，这是海明威在哈瓦那为自己构建的混乱和欢乐，如今也是游客重建想象的打卡地。每个傍晚，当哈瓦那用霓虹灯代替刺眼的日光时，我依旧会为小佛罗里达的招牌霓虹灯而感动：周边已经没有任何其他建筑可以和它一起熠熠生辉，它独自闪耀在黑暗之中，就像孤独的老渔夫在深夜的大海里追逐那条发光的大鱼。建筑可以倒塌，人可以死去，城市可以被抹平，但精神和意识会永驻书中。海明威的作品，称得上是哈瓦那城市精神的延伸。

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天，我坐在老城广场上一家咖啡馆的室外座椅上，听着街头一对父子弹奏演唱。父亲负责吉他和演唱，儿子拉小提琴。和其他街头乐队相比，他们更能满足我对古巴乐队的想象——没有花哨的乐器，优雅又忧郁，仅仅是沙哑的嗓音就能重现古巴爵士第一次震惊世界的感觉。我点了一首《两朵栀子花》，老人非常惊讶，这应该不是游客喜爱的哈瓦那热门曲目。老人对我说：“这是一首很悲伤的歌，你确定吗？”

“当然。”这是我在哈瓦那唯一想听的歌曲。即使放在专业舞台上，老人的嗓音都称得上惊艳。古巴音乐不需要过多的技巧，真情实感足够动人。我惊喜于自己在哈瓦那的最后一天能重新找回对古巴的最初印象，更感动于歌手能在几秒钟内迅速从欧美的流行歌曲演奏中找回对故乡音乐的情感。

这确实是一首悲伤的歌曲，但最好的艺术不一定都来自快乐和幸福，古巴人对此理解得更为深刻。我喜欢的古巴歌手奥玛拉·波图敦多在歌曲《二十年》中曾唱过：“我们看起来如此悲伤，因为这里就是我们的人生。”《二十年》在拉美世界被反复传唱，好景俱乐部也曾无数次在国际舞台上用这首歌向世界展示失去和渴望的意义。

我感动于这些源自生命的热情声音，又唏嘘于他们的艺术生命在这片岛屿显得那么渺小、不合时宜。但在离别之际，对于这片我恋慕已久的土地，我依旧想说：愿你不要伤怀，愿你不再留有遗憾，愿你永远意气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