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高中毕业那年，正赶上瓦城市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我本来也想报名来着，可父亲在我未毕业前就和我说：“你姐罗素已经响应号召了，你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去，况且你母亲的身体又不好。”

想到母亲患有哮喘，确实需要有人在身边照顾，我便没在毕业典礼上报名。父亲听说后，很是欣慰：“罗薇这孩子懂事了。要是你也走了，我和你妈可咋办？”“有什么办不了的？我们班长马军和他弟弟马平，不就同时报名了吗？”我反驳道。因为我虽遂了父亲的意愿，但内心还是很不满的。“再说我已经高中毕业了，不能总待在家里吃闲饭吧。我要出去工作！”“你工作的事儿我早就和劳动局打过招呼了，负责分配的人说现在僧多粥少，等什么时候有指标了就让你上班。”

父亲是瓦城市武装部的常务副部长，按级别，他想为我找个工作应该不费事。可偏偏父亲特别反感走后门，所以我只能在家中留守，耐心地等待分配指标。

大概待业了半年多，我终于等来了上班的机会。通知我上班这天父亲满脸放光，他说：“咱家罗薇就是有福气，竟被分配到了红旗照相馆。”我也高兴得直跳脚，因为在照相馆工作既干净又体面。

上班第一天，馆长是一位40多岁的中年人，他微笑着把照相馆里的人员一一做了介绍，有负责收款的周阿姨、摄像师傅孙少平，还有负责洗印照片的马江河。随后，馆长让我和孙少平学习照相。

孙少平是个高大帅气的年轻人，他脸上总是浮现着温暖平和的微笑。他是从部队转业到红旗照相馆的，听说在部队时还立过二等功，但也落下了残疾。至于他哪里落下残疾，我还真没看出来。

学照相是很愉快的。孙少平总是不厌其烦地教我各种摄影知识，偶尔还让我进行实际操作。“你照相技术这么好，为什么不留在部队？”我好奇地问。“我在部队就是搞摄影的。有一次，我为抢险救灾的官兵照相，不小心从4米的高坡上跌了下来，折了腿，出院后就转业到了红旗照相馆。”“也看不出你腿落下了什么残疾。”“你看得还是不仔细，我一走起路来左腿就有些瘸，只是不太明显。”

我和孙少平学了一段摄影，就能够独立操作了。为此，馆长安排让我为他拍了一张工作照。我给馆长拍照时十分慌乱，孙少平笑着站在我身旁鼓励，“你就大胆地照吧！只要光圈和光线合适，就一定能照好！”

别说，还真是。照片洗出来后，馆长十分满意，孙少平也夸我照得好。他说不管是光圈还是角度，我都运用得恰到好处。“所有的成绩都应该归属于你，因为光圈和角度都是你为我设计好的，我只是按了一下快门。”馆长接过话茬儿，说：“小罗你也不要太谦虚，孙师傅这些年为我拍了很多照片，哪一张都没有你今天拍的好！”“馆长您可要实事求是，要没有孙师傅手把手教我，别说给您拍照片，就连这台照相机是做什么的我都不知道。”“青出于蓝更胜于蓝，我相信你只要继续努力，一定会超过孙师傅。”

孙少平听馆长这样说，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心地对我说，我在摄影方面的造诣确实要比他好得多，他最初学摄影时笨得很，浪费了很多胶片，都没有拍出令人满意的照片。馆长也趁机说：“小罗，你以后就负责照相馆的主要照相业务。为了增加照相馆的经济收入，以后逢集，孙师傅就可以到各乡镇去承揽照相业务了。”

不知因为什么，我一听要让孙少平下乡就急了：“要是下乡还是我去下吧！我现在很多照片还都照不好呢，比如结婚照和翻拍照片，我都应付不了。”“虽然我对摄影是门外汉，但你既然可以照出这么好的工作照，别的也不会差到哪里去，一切艺术都是相近相通的。”馆长撂下这么一句非常有哲理的话，头也不回地走了。

孙少平真的背上一台海鸥双镜头相机，骑着自行车去各乡镇照相了。孙少平本是一个皮肤白皙的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风吹雨打，变得又黑又瘦，但整个人却显得更加精神了。望着又黑又瘦的孙少平，我有些不好受，说：“师傅，还是我去下乡吧。我在照相馆的这一段，照废了好多张照片。”“出现废片是正常的，就算现在，我也很难保证不出废片。”“孙师傅我求你了，你就让我下乡去锻炼锻炼吧。”“你一个细皮嫩肉的大姑娘，下去做什么？况且你只学会了室内照相，去室外，你暂时还应付不了。”

其实室外照相孙少平早就教会了我，他之所以不愿意让我下乡，是怕我吃不了下乡的那份苦。

二

一天，馆长陪同商业局秦局长来拍照。我为秦局长拍完照后，秦局长却没走。他对馆长说：“想不到你一个小小的照相馆，还藏着这样一个天仙般的美人儿。”“您要是爱才，就将小罗调到局里去吧。小罗的文采也好，她平日还喜欢写诗呢。”秦局长一听，立刻高兴地笑着说：“你真舍得放走小罗？要是这样，我可真把小罗调到局里去了。”馆长好像突然想起什么似的，马上补充道：“您把小罗调到局里，小罗父亲一定会感谢您的。”“她父亲是做什么的？”“您还不知道呀，小罗的父亲就是刚刚提拔的县武装部部长罗宾。”秦局长一听我父亲是罗宾，立刻颇为遗憾地说：“原来小罗的父亲是罗部长呀，怪不得小罗这么有素质呢！既然是罗部长的女儿，在商业局还真是低就了，以后肯定会有更好的单位等待着你呢……”

那天下午，馆长随秦局长去市里参加业务培训回来后，就让孙少平为我拍了很多张特写。我不明白为什么，便问馆长为什么要为我拍特写。馆长则说，他们这次去参加业务培训，参观了很多收入不错的照相馆，这些照相馆的橱窗里无一例外，都摆放着女明星和本地美女的照片。“当时我就想，我们照相馆的罗薇也不比女明星差呀。所以我就想将你的照片放大，再上上色，挂到橱窗里，保证会轰动整个瓦城市。到那时咱照相馆的业务会成倍地往上翻，孙少平再也不用去下乡了。”

最初我是不同意将照片放在橱窗里的，但听馆长说，以后照相业务增加了，孙少平就可以不用再去下乡，就爽快地答应了。

几天后，我的3幅不同姿势的彩色照片被放进橱窗，立马引起轰动。说实话，我长得不丑，一双黑又大的眼睛、一张小嘴和一个坚挺的小鼻子，再加上白皙的皮肤，虽然不是大美之相，但不管走到哪里，都会吸引不少目光追随，这些目光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

还真如馆长所料，瓦城里的年轻男女纷纷来照相馆拍照，一时间，照相业务应接不暇。照相馆业务量翻了好几倍，月底光奖金就多发了好几十元。要知道，在20世纪70年代末，好几十元可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随着照相业务量的增加，瓦城内一些自以为是的男人也经常到照相馆来，他们说是来照相，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第一个请我吃饭的人，是驻军刘司令员的儿子刘峰。刘峰是个很帅气的男人，他总是开着一辆军用吉普到照相馆来。他的目的很直接，一进门就点名说来找我。馆长对他很反感，但迫于他爸是司令员，又装得很欢迎他似的说：“刘参谋这一段忙吗？”刘峰此时已经是副营级参谋了。他笑着说：“上班时间还是挺忙的。”

刚开始，我对刘峰的印象还不坏，不光是他长得高大帅气，主要是他才25岁就成为副营级军官了。当然，他之所以进步这么快，和他父亲有直接关系。最初，刘峰邀请我去吃饭，我没有答应；他邀请我坐车去外面兜风，我也没有答应他。我认为一个本分的女人是不应该太随便的，但没想到他是一个特别执着的人，每天下班后都来找我，我不理睬他，他就坐在照相馆的一个角落里发愣，一直坐到我们下班才会走。

有一天我刚上班，负责收款的周阿姨就笑着来找我。她先夸赞了一通我长得如何好看，后又问我对刘峰的印象如何。

“没什么印象，刘峰那样的人家，怎么会看得上我？”

“你们家比刘峰家差什么？你爸可是县常委，比刘峰他爸的级别也低不了多少！不行你就先和刘峰接触接触，算你给周阿姨一个薄面。”

我是个脸皮薄的人，听周阿姨如是说，就勉强同意和刘峰先接触接触。周阿姨一听有戏，屁颠屁颠地走了。

于是，我第一次坐上了刘峰的军用吉普车，我们在瓦城东边的清水河边驰骋。兜了一会儿风后，刘峰又带我去了一个叫清风居的饭店，还点了满满一桌子菜。“只有咱俩，为啥点这么多菜？太浪费了。”刘峰笑着回：“请美女吃饭，要拿出点儿诚意来，否则美女该说我小气了。”“你瞎讲什么？我可不是什么美女，在瓦城，比我漂亮的女人多的是。况且这可不是浪费的理由。”“瓦城也许有长得端庄秀丽的女人，但她们缺少清纯和儒雅，当然还有家世……”

我虽然同意和刘峰接触，但总感觉怪怪的，无论说话还是处世，我和他之间好像离得很近，又隔着很远。最主要的是，每次和刘峰在一起时，我脑子里晃来晃去的，都是孙少平的身影。孙少平的身影好似已在那里生根发芽，赶都赶不走。

那段时间，孙少平见到我总是露出一缕宁静的微笑，照相馆里的其他人都问我和刘峰发展到什么程度了，只有孙少平很少问，他就像什么都不知道似的。他的这种宁静刺痛了我。

刘峰和我接触了几次后，一天，他把我带进了一个单元楼。那是一套装修非常豪华的三室一厅。我刚一坐到沙发上，他就迫不及待地来握我的手。我急忙抽出手说：“你不要这样，我们坐下来聊会儿天不行吗？”“聊什么天呀，你早晚是我的人。”随后便对我动手动脚。我一看他这样，心脏似乎就要跳出来，急忙拉开门跑走了。他没有追我，只是在后边喊了我几声。

后来刘峰去照相馆找过我几次，我都没有见他，因为我知道他和我不是一路人。他看我不理他，也就慢慢地放弃了。再后来，又有一些男人追求过我，但不管是哪一个，我都会在第一时间想起孙少平。我觉得我最爱的人应该是孙少平。于是在一个飘着细雨的傍晚，我约了孙少平去外边散步。也就是在这一天，我向孙少平求婚了。但孙少平没有答应我，他说他配不上我，他说自己是个瘸子。

“你不瘸，你很英俊。”

孙少平听我这样说，眼圈忽然就红了，然后低着头跑走了。望着孙少平渐行渐远的背影，我也流下了眼泪。我知道孙少平是深爱我的，但他不敢向我表白。

三

那一年中秋节，我和孙少平在他家的小平房里举办了婚礼。婚礼非常简单，只有照相馆的几个同事来为我们祝贺。那一天馆长还喝高了，他说做梦也想不到我会嫁给孙少平。周阿姨也一个劲儿地为我感到惋惜。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很多装潢豪华的影楼横空出世。这些影楼不但有各式各样的漂亮婚纱，更有五光十色的各种背景，导致已经没有人再来红旗照相馆拍婚纱照了，只有少数人来拍工作照和驾驶证照片。此时的照相馆，收入呈断崖式下滑，每个人只能领一半工资，再后来连一半工资也保障不了了。孙少平为此十分郁闷，他开始抽烟，一根接着一根。我劝他不要吸烟，他却低头不语，我知道他内心的悲伤，但我又不知道用什么方法去安慰他。

时间在相纸上慢慢流淌，照相馆的人退休的退休，调走的调走，最后只剩下我和孙少平两个人了。来照相的人也越来越少，但不管有没有人来，我和孙少平仍然每天按时上下班。这样又过了一段时间，有一个好姐妹请我去帮她卖服装。我没有答应她，我想即使没有一个人来照相，我也要守着孙少平，因为摄影是孙少平生命中最后守望的底线。也许是老天对我们的眷顾，新时期的瓦城办了一所摄影学校，孙少平被聘为授课教师。他的工资虽然不高，但维持温饱还是绰绰有余的。

这样又过了一些年，我的父母和孙少平的双亲都相继去世了，孙少平也积劳成疾，患上了肝硬化，已经到了晚期。我知道肝硬化和癌症一样，是不治之症，但我不想告诉孙少平，只告诉他患上了肝炎。他好像什么都不知道，又好像什么都知道似的，反过来安慰我，说自己会很快好起来的。这时，我们的儿子已大学毕业。儿子没有参加工作，而是把我们工作的红旗照相馆买了下来，说他也要开一家照相馆，且照相馆的名字仍然采用红旗照相馆，因为他在大学里读的就是摄影专业。听儿子说要开照相馆，孙少平高兴得满脸放光，但很快他便去世了。不过孙少平走得很安详，因为红旗照相馆还在，儿子的照相业务也非常忙碌，还有，他是瓦城唯一学习过专业摄影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