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已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的一部分。

热播剧《觉醒年代》中有这样一幕：雨中奔跑的青年毛泽东，怀里紧紧揣着一个布兜，到了和同学聚会的面摊儿，兴奋地介绍布兜里装的是他的宝贝。大家小心翼翼打开一看，原来是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

这就是后来《新青年》杂志的前身。1915年6月，从日本回到上海的陈独秀，看到山河破碎、民不聊生，改变的想法变得尤为迫切。就这样，是年9月，《青年杂志》在上海创刊。《中国共产党宣传工作简史》如是介绍其创刊意义：“一场以民主和科学为旗帜，向传统的封建思想、道德和文化宣战的新文化运动由此发端。”而这面旗帜，也随着陈独秀受聘于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从上海迁到北京箭杆胡同20号（旧时门牌是箭杆胡同9号），使星星之火得以燎原。

旅馆里的相遇

1917年初，北京大学校门口，师生列队，恭恭敬敬地向新校长蔡元培敬礼。蔡元培见状，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师生回鞠一躬。这一幕让北大师生大为惊讶。此前，北大校长是由大总统直接任命的要员，进门时师生都需行礼。蔡元培到校第一天，就打破了历任校长的惯例。蔡元培是清朝翰林，同盟会元老，辛亥革命后被孙中山委任为首任教育总长。

冬日里的京城，雪花飞舞。时年49岁的蔡元培发表就职演说，向全校师生提出三项要求，首要即是“抱定宗旨”——将北大变成治学的场所。而实现这一目标，当务之急便是延揽人才。蔡元培决定先从文科做起，聘请一位有革新思想的文科学长。到职第一天，他就请两位浙江同乡，时任北京医学专门学校（今北京大学医学部）校长的汤尔和、北大文科教授沈尹默举荐人才。两人则不约而同地提及一个人——陈独秀。

说来很巧，当时陈独秀就在北京，目的是筹措款项。那是1916年的一个冬日，陈独秀入住北京前门外西河沿的中西旅馆，在逛琉璃厂时，他遇到故交，这位故交同时也是蔡元培的朋友。

经过故交介绍推荐，蔡元培拟聘请陈独秀出任北大文科学长，不仅因为《新青年》，还因蔡元培对陈独秀并不陌生，“本有一种不忘的印象”。1904年，一批从日本归国的留学生，为推翻晚清政府，在上海成立暗杀团，谋刺晚清大臣与官吏。蔡元培和陈独秀都是暗杀团成员，有过一面之缘。

蔡元培闻听陈独秀暂住中西旅馆，便冒着风雪前往拜访。当时陈独秀习惯于晚睡晚起，“早到”的蔡元培便坐在门口，一直等到陈独秀起床，却不料，一开始陈独秀并不打算在北京工作，原因就是《新青年》在上海。蔡元培多次前往陈独秀住处交谈，并希望《新青年》也能北上。最终，1917年1月，陈独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随之移至北京，编辑部就设在陈独秀的寓所——箭杆胡同9号。

与现在仅存数十米的长幅不同，最初，箭杆胡同长153米。传说，北京城曾有多处箭杆胡同，是攻克元大都的明将徐达以神力射出的10支箭落地之处。但实际上，此处箭杆胡同与“箭杆”无关。箭杆原为“箭竿”，指的是将高粱秆加工后，糊上纸，用于扎纸活儿。这条胡同原来有做“箭竿”的工匠，因此得名。后来重名的箭杆胡同大多调整更名，唯有此处保留原名。

箭杆胡同9号为旧门牌号，现在的门牌号是20号。它建于清代，由一孙姓人家购置于1912年。1917年陈独秀来北大任教后，租住于东院，西院则仍为房主居住。而这个小小的东院，也被一分为二：南房由陈独秀和家人居住，《新青年》编辑部则设于北房。

陈独秀之所以安“家”于箭杆胡同，是因为这里距离北京大学不远，与师生往来方便。当时北京大学分散于北京城内各处，文学院即北大一院，后来设于北大红楼。陈独秀进京时，红楼已经于1916年开建，距离陈独秀居住地步行一公里左右。1918年北大红楼落成，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办公室便设在红楼内，非常宽敞。

小院“朋友圈”

如今的箭杆胡同20号，深藏于故宫东侧一片老城区里，既不是人们想象中的深宅大院，也没有亭台楼阁，只是一座寻常百姓家的小四合院，自然又孤独地守着喧嚣闹市中一片难得的宁静。

要知道，早在100多年前，箭杆胡同20号可不孤单，它与人们熟知的新文化运动纪念馆——北大红楼，有精神上天然的默契和历史上的血缘关系。在北京大学校内，文科学长职位仅次于校长，文科包括中文、哲学、英文、历史等专业。身为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就职后，推进了一系列改革，支持文科师生成立各种研究性的社团。

与此同步的还有，在抱定宗旨之下，一大批文化名人先后来到北大执教，也使得原本平凡的胡同小院，高朋云集，鸿儒谈笑。这些新文化学者成为《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根据《新青年》编辑部旧址内列出的名单，当时《新青年》的主要编者、作者除陈独秀外，还包括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高一涵和陶孟和。大家经常就《新青年》的编辑问题展开讨论，旧址内展有鲁迅就编辑《新青年》和反对复古等事给钱玄同的亲笔信。不仅如此，从展出的编辑部启事及分期编辑表还可见，从1918年开始，《新青年》改为同人刊物，由陈独秀、钱玄同、刘半农、高一涵、胡适、李大钊等人轮流主编。

不只是文科教授，北大其他学科的教授也为杂志供稿，包括不少科学家。当时，杂志倡导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反对迷信盲从，例如第四卷第五号登出了心理学家陈大齐的《辟灵学》，第六卷第三号登出时任北大化学系教授任鸿隽的《何谓科学家》等。

有了名家助阵，《新青年》的影响力越来越大，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揭露封建社会“吃人”的礼教。1918年7月到1920年4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了50多篇作品，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

当时，《新青年》的发行量从创刊之初的1000份，增加到最高峰的1.6万份。而实际读者群体远远多于此，在大学校园里，学子多人传阅一份《新青年》十分常见。在新文化运动上，《新青年》与北京大学形成了“一校一刊”的效应，在客观上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提供了必要的思想土壤和舆论环境。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的先进分子从中看到了工人阶级的力量。李大钊在他当值编辑的《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专栏，集中刊发8篇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同时，他还在《新青年》上连续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一文，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对马克思主义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介绍，犹如闪电一般，照亮了那个时代。

播下燎原的火种

随着《新青年》开始宣传马克思主义观点，杂志也由同人轮流编辑改为陈独秀一人编辑。1919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刊载了陈独秀执笔的《本志宣言》，“我们相信世界上军国主义（即帝国主义）和金力主义（即资本主义），已经造了无穷罪恶，现在是应该抛弃的了”，标志着《新青年》由知识分子的同人刊物向宣传社会主义学说刊物转变。

这时候，北洋当局的阻力也越来越大。1919年6月9日，陈独秀起草《北京市民宣言》，要求收复山东权利等，之后两天他散发传单时被京师警察厅密探逮捕，位于箭杆胡同的家也被军警包围，抄走了许多书籍和信札。

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各方参与营救，最终京师警察厅于当年9月16日释放陈独秀。后来，陈独秀到武汉讲学，次年2月回到北京时，京师警察厅到其家侦查，并在箭杆胡同9号门口设置了岗哨。   

陈独秀意识到事态不利，最终在李大钊和一众朋友的护送下，乔装打扮离开北京抵达天津，而后从天津前往上海。《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由京迁沪。

据高一涵回忆，当天为农历年底，居住在北京的生意人会出城前往各地收账，于是李大钊和陈独秀雇了骡车，李大钊带着账本，沿途一切事务都由李大钊出面，陈独秀则坐在车内，避免泄露自己的南方口音。自此，陈独秀再也没能回到箭杆胡同。

回到上海的《新青年》，不仅继续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推动马克思主义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1920年5月1日，陈独秀把《新青年》第七卷第六号编成《劳动节纪念号》，其中刊有陈独秀撰写的《劳动者底觉悟》。这篇文章是陈独秀4月2日在出席上海码头工人发起的“船务栈房工界联合会”成立大会时发表的演说。陈独秀在文章中高度评价工人阶级在社会中的重要地位。此外，《新青年》劳动节纪念专刊共发表了28篇文章，反映上海、北京、天津、长沙、芜湖、无锡、南京、唐山等地工人的状况，介绍各国劳动组织和工人运动的情况。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大大推动了中国无产阶级政党诞生的进程。

显然，这与箭杆胡同20号密不可分。虽然《新青年》编辑部在此只3年，但受益于北京大学和五四运动的影响，这座小院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主阵地，也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重要场所。而杂志本身，也在此完成了关键性的转变。星星之火在这座小院里点燃，燃烧在每一个有志的新青年心中，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继承了火种，最终将其燎原。

新中国成立后，那些曾经的过往和故事被埋藏在岁月中，箭杆胡同20号院也成为一个大杂院，供市民居住。2006年，陈独秀孙女陈红第一次走进这所旧居时发现，院内搭满又破又矮的房子，房屋之间只容一人通过，两间东房只剩前门脸，被列为四类危房。直至20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之际，箭杆胡同20号修葺一新，被街道建成社区居民读书休闲的公共空间。2021年，这里作为《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被北京市文物局公布为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正式对外开放。

如今，《新青年》编辑部旧址（陈独秀旧居）已成为北京市三大红色文化主题片区中，中国共产党早期北京革命活动主题片区的一部分，与其同样列入的还有陈独秀工作过的地点北京大学红楼，以及他曾散发传单的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或许对陈独秀而言，箭杆胡同20号只是人生的一个驿站。然而，作为《新青年》的编辑部，它却是一个时代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