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来得太快。

新中国历史上，从没有任何一代人像80后这样，亲身体验着如此令人目眩的社会变革：市场经济、计划生育、城市化、高等教育普及、互联网、世界工厂、人工智能……一切都快得让人目不暇接。

与50后60后70后最明显的代际差异，似乎在于这些前辈或是长辈无不经历过国家物质匮乏的时期，而80后这一代的成长脉络，恰与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望云爬坡之路重合。

这必然造就了这一代人：更加遵从内心，更“任性”地拥抱社会、选择事业，而不仅仅是职场中的一个螺丝钉。当然，他们要感谢这个为自由和自主提供契机的时代：中国制造业的复苏，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的崛起，经济全球化以及移动互联网的到来……这其中的每一个变化，都意味着80后们大展拳脚的无限空间，背后是实现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双丰收的无数机会。

如今的他们早已成为社会中坚，他们的属性依然是父辈一般的奋斗者，他们更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人，他们的成长起伏，映出的正是一个国家自我反思、奋起，以及找回曾经光荣与梦想的历程。

但这个时代也不仅仅只有红利和机遇，激荡而迅猛的变革也会带来“这世界变化快”的迷惑。一批批迈入不惑之年的80后，在“为赋新词强说愁”之后，迎来了更加深刻的中年之困。

一部分来自外部：有媒体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奴，主力正是80后，更遑论他们已经集体迈过了所谓“职场年龄的分界线”。也有一部分来自内部：国家人口政策的变迁，让成为第一代独生子女的他们，顺势成为中国式“421”家庭模式的塑造主体，接下来又遭遇鼓励生育的两次人口政策重大调整……他们在享受前所未有时代红利的同时，也面临与前几代人截然不同的生活际遇。

垮掉的一代，奋斗的一代，“苦逼”的一代，集体享受时代红利的一代，未来也可能成为被AI集体“追杀”的第一代……如此众多的标签和经历叠加在同一代人之上，宛如一日阅尽春夏秋冬，其中滋味，冷暖自知。

然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价值，市场经济和技术爆炸为社会带来的普遍问题，皆现于这一代际之上，这是大变革时代的必然，但这，也成为了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的最佳通道，以及预见未来的一扇窗。

本刊编辑部

那年，一代“文宠”横空出世

文   赵昂

早来的痛快

一切还要从一篇26年前的报道说起。

1998年11月13日，为了改变日渐僵化的中学语文教育，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7所全国重点大学联合上海作协旗下的老牌青年文学刊物《萌芽》，共同主办一场名为“新概念”的作文大赛。

看到大赛启动相关报道的高三学生陈佳勇热血沸腾，他难以置信地把“得奖就有机会进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字眼儿读了好几遍。“诱惑实在太大了，我想试试。”自小就怀揣文学梦的陈佳勇，13岁起，文章就已见诸《解放日报》《新民晚报》各大报端。

那年寒假，陈佳勇在稿纸上洋洋洒洒，一篇记录上海郊区老街故事的《来自沈庄的报告》跃然纸上。凭借这篇文章，陈佳勇从4000多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复赛，一个传统形式的作文比赛。没承想，第二天上午，陈佳勇就接到了祝贺的电话：“恭喜你，得了一等奖，北京大学想录取你，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北京大学，谁会拒绝？”陈佳勇难掩内心的激动，虽然他学习成绩很好，高考目标是复旦大学中文系，但离北大差距还很大。

1999年6月，包括陈佳勇在内的7名一等奖获得者，得到了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高校免试录取的资格。而这一破天荒事件，也宛如一道隐喻，揭示了新旧世纪交替中充满变革的未来。

那年，陈佳勇们也从寂寂无名的少年，摇身变为冉冉升起的文学偶像。“有的媒体不吝言辞地赞扬，有的报社则请了很多专家来做话题讨论，说我因一篇作文能进北大，也有可能因学习成绩不好以后被北大退学。”当时只有18岁的陈佳勇，第一次尝到年少出名的滋味，有痛快，也有压力。

与陈佳勇同感痛快的，还有韩寒。

对于错过复赛的17岁高中生韩寒，那年大赛评委会鉴于初赛作品质量，决定再给一次机会，于是便有了引起社会广泛讨论的《杯中窥人》一文，从此声名鹊起。

但他又与陈佳勇不同。一方面，韩寒因多门功课不及格而被留级；另一方面，在获得一等奖的次年，他出版了人生第一部小说《三重门》，50万元版税收入囊中。要知道当时北京的出租车，最贵的起步价也不过1元6角钱。所以一时间，即便集差生、叛逆愤青于一身，仍难以阻挡韩寒成为社会争相热议的焦点。

人虽然红了火了也有钱了，但毕竟还是学生，就要遵守学校的管理制度。于是，韩寒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休学。在办理手续时，老师忍不住问了他一句：“不上学，靠什么来养活自己？”“稿费啊。”即便是多年后在采访中提及此事，韩寒仍是一脸笃定。

稿费之于韩寒，绝不止“养活”那么简单。一炮而红后，韩寒每年都会出版一本新书。本本位列畅销书榜单的战绩，也将韩寒打造成一个现象级IP般的存在，甚至给予了文学新的定义。2006年，中国第一届作家富豪榜发布，韩寒以950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第三位，与排在第二位的二月河差距不足300万元。

后来，即便学历先天不足，但韩寒的才华还是受到了复旦大学的欣赏，学校决定破格录取他做旁听生，并安排名师指点。众人以为韩寒会喜出望外，结果他却不屑一顾：“要看我有没有空。”言语间，充满孙悟空大闹天宫时的自信和痛快。

是啊，名利双收少年时，怎能不痛快？更痛快的是，这样的机遇是时代赋予的，顺势而为便可一举获得——从1998年开始，中国对外开放进入新阶段，社会不仅给予广阔的展示舞台，还提供大量实现社会和经济价值双丰收的机会，以及更加多元和包容的社会生态，让“出名能趁早”成为可能。正值青春年华的80后，搭乘经济发展和城镇化进程的快车，借助时代发展，也迎来属于这个群体特有的可立于塔尖的机遇。

奇才的辈出

当社会不再单一，而具有了多元的价值体系，奇才辈出自是顺理成章的事儿。

2003年，陈佳勇大学毕业，进入报社工作；而韩寒在这一年突然来了个华丽转身，成了职业赛车手；新概念的另一位双子星郭敬明，则在蝉联第三和第四届大赛一等奖后，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幻城》。小说一经面世，就登上了图书畅销榜榜单，郭敬明也迅速成为继韩寒之后的第二个现象级文学偶像。

同样是80后，同样是年少成名。高中时期，郭敬明以“第四维”为笔名在网站上发表小说。2001年，这位来自四川自贡的少年，参加了第三届新概念作文大赛，并凭借作品《假如明天没有太阳》一举夺冠，成功闯入大众视线。紧接着，他在第四届新概念作文大赛中再度夺冠，一时风头无两，备受瞩目。随后的几年，郭敬明犹如一匹脱缰的黑马，于2007年、2008年、2011年分别以1100万元、1300万元和2450万元的版税收入，位列作家版税收入排行榜第一位。

由郭敬明所创造的带有浓郁青春感伤气质的“新青春派小说”，也推动青春文学成为热潮。据不完全统计，2004年以80后作家群体为主的青春文学类作品占当年文学图书市场份额多达10%，与现当代文学出版量相当。因此，那年也被称为“青春文学年”。

随之而来的，还有80后群体的奇才辈出。

1982年出生于浙江省嘉善县的“南派三叔”，本名徐磊，2007年出版《盗墓笔记》系列图书第一本书；1981年出生于北京的“唐家三少”，本名张威，2008年开始创作《斗罗大陆》，4年后问鼎中国网络作家富豪榜榜首；2009年，“天蚕土豆”创作出长篇玄幻小说《斗破苍穹》，一夜成名，那年，本名为李虎的“天蚕土豆”只有19岁。那时，生长于四川的他，取名“天蚕土豆”，则得益于四川德阳的一款小吃。

此时，年少成名也不只有出版图书这条唯一路径。社会的发展，技术的更迭，让这些年轻人获得了更多的展示舞台，以及更多元的名利双收渠道。

出生于1980年的马伯庸，2005年发布作品《风起陇西》时正值25岁。后来，由该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于2022年在央视黄金档播出，同年9月在日本卫星电视台播出。次年1月，电视剧《风起陇西》获评中国电视剧年度盛典年度优秀电视剧、年度海外传播剧。

如《风起陇西》般，80后创作的文字作品经过沉淀，随着影视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开始大量被拍摄成影视剧，有的还成了游戏IP。例如《盗墓笔记》系列被改编成了多部影视剧；《斗罗大陆》则被改编为动画作品，平均每集播放量上亿次……这些作品在80后、90后乃至00后的文化生活中留下深刻烙印。

当然，80后作家群体在收获镁光灯的同时，也得到了一定的社会地位，进入了主流渠道。“天蚕土豆”成为中国作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唐家三少”现为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在作协网站公布的照片上，他戴着黑框眼镜，打着蓝粉相间的领带；马伯庸成为南京大学文学院的兼职教授，担任创意写作专业青年学生和青年作家的行业导师。

飞驰的人生

除了痛快、名利双收的诱惑，对于80后而言，出名要趁早也是一种执念。

2012年，《今晚80后脱口秀》在上海东方卫视开播。几个重要的主创人员中，王自健1984年出生于北京市，本名康洪的王建国1988年出生于辽宁盘锦，本名李瑞超的李诞1989年出生于内蒙古锡林郭勒盟。在电视上活跃时，他们不过20多岁。

从20岁到30岁，再到不惑之年，80后经历了传播方式的改变，从过去的纸媒、广播、电视到后来的电脑端，再到移动互联网的APP、短视频等。投身于此的80后如同弄潮儿，他们既是表达者，也是参与者。

不同的时期，80后寻求出名的方式是不一样的。在交通广播和上星电视火热时，他们聚集在广播台和电视台；而当电脑端崛起后，很多人开始写博客、搞微博、当大V。比如韩寒，早年赛车手的经历成为他再次转换赛道的起点——他将经历拍成了电影，叫《飞驰人生》，上映6天票房就破了10亿元。

人生如戏。飞驰两个字，也道出了一代人不得不面临的现实。时代在飞驰，人生也不得不如此。在电视剧《漫长的季节》中，火车司机王响盼望着儿子能够进“桦钢”，但最终连厂子都没了。从单位人转向社会人这样的经历，很多80后听过、见过，甚至亲身经历过。在他们长大后，这些记忆也反馈在作品中，正如1981年出生于吉林省的辛爽眼中的《漫长的季节》。

这种反馈甚至构成了一种集体现象。在80后新锐导演执导的很多影视作品中，都能看出类似的影子。电视剧《回来的女儿》中倒下的是化肥厂，导演吕行1986年出生于黑龙江省；电视剧《平原上的摩西》中被解散的是卷烟厂，导演张大磊1982年出生于内蒙古呼和浩特市；电影《少年巴比伦》中，巨大的糖精厂烟囱在爆炸中化为废墟，导演相国强生于1983年。

集体现象的背后是集体的记忆。马伯庸甚至还记得，6岁时，家附近有一处工厂，每天早上，他都会爬上窗台看着工厂食堂，如果烟囱冒烟，父亲就会打回豆浆和油条；在《少年巴比伦》的结尾，糖精厂的青工路小路最终决定辞职，当告诉父亲这一决定时，从农药厂下岗不久的父亲端着酒杯的手抖了起来，“那你以后准备去哪儿呢？”

若不能早早地跟上时代，就有可能被时代淘汰，没有什么是一成不变的，80后明白了这一点，并将其践行。正如当年作家王蒙、铁凝点评陈佳勇获奖作文那般。“我留恋昔日的风光，但我更希望它能有一个美丽的明天。有时我们的观念的确需要注入一些时代的精神，让它充满活力地伴随历史的车轮跳跃，充满激情地在征程上高歌。对待变化中的事物，应该大度一点。就如同中国人前天喝了一罐可口可乐，吃了一顿肯德基，但他不会以为今天自己就美国化了；美国人也不会因为今天看了一场京剧，明天买了一套景德镇瓷器，便以为后天自己就中国化了！”

是呀，事物总是在变的。为了获得更好的东西，应该付出一些代价的。　　　　　　

我们的黄金时代

文   林琳

80后正以前所未有的闯劲儿，与时代碰撞，同命运交手，于潜移默化中更新着国人的面貌和时代的肌理。

“现代社会充满着机遇，满天都飞着金鸟儿，哪天说不定你一伸手就抓住一只，前提是你得拿自己当回事儿。”中国科幻第一人刘慈欣曾在小说中写道。

如今重新揣度“金鸟儿”或许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并不科幻。

听时代的话

1999年，在高校扩招的政策带动下，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正式开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走进大学，走进城市，接受着各种各样新的思潮和文化，成为被时代改变的一代，更在不知不觉中，为改变时代蓄着力。

这一年，19岁的小郭背着行囊到海南读大学，读的是法律，因为“听妈妈的话”，也因为那一年想报考的电影学院没在老家山东招生。

在当时，法律是个很“吃香”的专业，父母对小郭的期望是毕业后考编制、进法院。但这些都不是他想要的。他梦想着未来能拍一部电影，就像他1995年看到的科幻大片《终结者2》那般，或如《科幻世界》杂志刊载的一篇篇小说那样。因此，在物质还没完全达到丰盈的时代，校园里多了一个举着昂贵摄像机的法学生。

同样为梦想努力的，还有小郭的同年老乡小王和同年高考的小马。高考时，小王主动“浪费”了100多分，只为能去长春学开飞机。在上海的小马还没有那么明确的人生目标，学商科的他，一大乐趣是周末下午钻进网吧看网络小说。那是互联网刚开始进入大众生活的年代，小马也就成了中文网络的第一批原住民，凭着每小时20元网费的巨额投入，靠着在他人文章后跟帖以及后来的发帖，来见证互联网的兴起。

虽然是源于梦想、遵从自我，可于当时，这些敢于对传统人生路径说“不”的举动，却并不被大众所理解，甚至在很长一段时间内，80后曾被定性为“垮掉的一代”。

他们真的垮掉了吗？不妨先来看看那个时代。

得益于改革开放前20年的积累，中国不仅经历了社会的变革，还迎来了经济的黄金时代。从正式成为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到民营科技企业创业人员、技术人员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建设者的出现，再到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万亿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转变，中国经济创造了令世界瞩目的奇迹。

作为人口红利的80后，恰逢创新、创业的当打之年。紧随时代脉搏而律动的他们，与以往那些代际群体不同，在自主择业的政策下可以更加遵从内心，更自由地拥抱社会、选择事业，而不仅是职场中的螺丝钉。由此也似乎更容易理解80后那些有别于传统语境的自我和果断，就像福建的客家仔小张那样。2001年，小张以微电子专业新生的身份站在南开大学的校园里，但入学后发现自己并不喜欢这个专业，果断转去学了软件工程。

社会的飞速变革，也开启了属于信息技术的黄金时代。在深圳，70后的马化腾早已孵化出一只企鹅；在北京的“众里寻他千百度”也渐渐成了很多人的浏览器首页……

与小张同年迈进高校的小汪，“放弃”得更加彻底。他要造出一架漫画中稳稳悬停于空中的直升机，这是小汪儿时就有的梦想。为了实现它，他告别了上海的985院校，直接转校去了香港科技大学。

时代，也为这种自由和自主提供了契机：中国制造业的复苏，民营科技企业、外资企业的崛起，以及随着全球化和技术进步，从代工生产向自主设计和自主品牌的转型……都让个体命运与历史背景密切交织。经济的每一次飞跃，都为80后提供大展拳脚的无限空间。是的，随着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每个人都无法消除时代在自己身上打下的烙印——就像中国的经济腾飞，离不开他们未来在各行各业中的身体力行。

机缘、巧合与爬坡

小郭本科毕业后，果然没有如他妈妈的愿，他连家都没回，直接去了北京——他想当导演。可拿着学历证逐家拜访电影公司，得到的答复却委婉又坚定：“抱歉，我们不需要法务。”

导演当不成，那就先拍短片。于是他去了电视节目制作公司。那时他住在北京友谊宾馆边上的一座筒子楼里，十几平方米小房间挤了6个人，没有厨房，没有卫生间，楼梯间的灯光是昏暗的，墙面是斑驳的。但小郭没躺平，相反，他感到“每天都特别有希望”。的确，心怀梦想的时候，看这个世界是不一样的。

在小郭“曲线救国”的时候，学商科的小马成了就业市场上的香饽饽。他最后去了一家外企，“在市场部写PPT、做调研报告，一待就是10年”。虽然工作鲜有闲暇，但他仍坚持在网上码字。在公司他叫马力，在网络江湖他是颇有名气的“马亲王”，到北京奥运会那年已经出了5本书。

80后中的很多人，就像小郭和小马一样，不知不觉中，“背叛”了自己的父辈，踏上了那条叫作现代服务业的路——就像一步一个脚印那样，它是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其中的文化产业，更是以强调创意和想象力而著称。这给了80后大展拳脚的空间，他们正在国家转型的大潮中前行，也将为这股潮流添砖加瓦。

2008年的小王，从航校毕业后开起了运输机，她不仅在汶川地震的救援中为灾区运送物资，还为奥运会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开幕前天气突变，进行削云减雨作业的飞机上就有她的身影。

奥运会让世界真正认识了中国，在这个过程中，也有越来越多的机遇走进中国，摆在更多人的面前——北京欢迎你，中国欢迎你。于中国而言，世界也开始用全球化拥抱着你。

这时的福建仔小张还在碰壁，碰壁，碰壁。先后3次创业，进了几次大公司都没待得很久，其中包括炒了当时全世界顶尖IT公司之一的微软。2010年，他还在微博上抱怨“iPhone 4太贵了”。但也在这个时候，一个由iPhone掀起的潮流已然开始——移动互联网。在每一部手机都是一个微型电脑的时代，这个潮流，会把之前没有通过电脑接触网络的10亿人正式拉进网络，最后颠覆互联网原有的模样，“网”罗万物。这里面有着无数的“金鸟儿”。

小汪也在碰壁，他毕业设计的课题是遥控直升机的飞行控制系统，然而演示时没过一分钟就一头栽落，垂手可得的保研名额泡汤，成绩也只是勉强给了个C，勉强毕业。后来他开始创业，和两个同学一起，在一间20平方米的车库里，却极度热情、极度投入。

理想很美好，现实却骨感。两年后，创业团队的所有人几乎一个不剩，后来小汪自我检讨了一下，那时的他应该是个“不招人待见的完美主义者”。他就这样一直偏执着，直到第一次搓出了无人机的操作系统，加上之前就搞定的超视距功能，这让他的飞行器出现在汶川地震的救援现场。

2008年，除了“北京欢迎你”，更是中国改革开放30年厚积薄发的开始。

在这个时间点做出改变的还有小郭。2009年，小郭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虽是管理系，但也足够保证他再不用拿着法学文凭去见人。2011年，他有了自己的第一部作品《李献计历险记》，关键情节是科幻作品里常见的穿越。小制作，成本不高，票房也不高，赔了几百万元，但他终于可以被人叫上一句“郭导”了。

同频与同行

开飞机上天的小王，奥运会后也面临一个选择：要不要让自己的位置“坐”得更高？这意味着她将告别飞行员的生涯。虽然家人或多或少透露出了“不要”的意思，“在地球上飞一飞就行了”，但她不这么认为。于是刻苦3年，完成了几十个课目的训练后，她拿到了那个资格，从而有机会亲身见证这个民族和国家最高水平科技的代表作。

2013年，她真的飞得更高了——搭乘神舟十号进了“天宫”，还站上了全世界最高的讲台，为全国的孩子们上了一堂课。后来，她还成为第一位进驻中国空间站的女航天员和第一个进行太空行走的中国女性，她的名字是：王亚平。

就在王亚平太空授课的前一年，那个很坚定的福建仔在北京租了一间民房，开始第五次创业。这一次，他自信满满地推出了一款名为“今日头条”的APP，主打个性化信息推荐。接下来，他又借势移动互联网短视频潮流，做了另一款APP，几乎占领了每一部手机，改变了几代人的休闲方式。如你所知，这个APP是抖音，出了海的它叫TikTok。它们除了娱乐，还用“带货”等形式，与实体经济融合，为用户开创了另一片商机……这个福建仔叫张一鸣，字节跳动创始人。

改革开放元年1978年，那一年服务业的GDP贡献率是28.4%；2012年是45.0%；2023年是60.2%。服务业的高度发达正是现代国家的标志，而移动互联网又是改造服务业最好的工具。在这个移动互联网的黄金年代，很多80后也在“时来天地皆同力”中，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

张一鸣做的是软件，但小汪要的是“软硬通吃”，而且是从零到一。他最终拿出的东西是“多旋翼航拍飞行器”。如北京奥运会般惊天动地，小汪的XP3.1飞控系统也于同年开创了一个时代：即便没有人操控，飞行器也可以稳稳悬在空中了。

小汪叫汪滔，他的公司叫大疆，拳头产品是无人机，很多人的家里都有一架，以至于有人说：“世界上只有两种无人机，一种叫大疆，一种叫其他。”

2015年，大疆被评为全球十大最具创新力企业之一，排在它前面的是谷歌和特斯拉。“先进得不像一家中国企业，这是一家全世界都在追赶的中国公司。”《华尔街日报》给出评价。

中国是世界制造业规模最大、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大疆和华为一起，实践着中国制造业的转型和生产型服务业的崛起，成为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的标志，也为曾经的“贸工技”和“技工贸”之争画上了一个休止符。

汪滔的梦已落地成真，但马力还需努力。2015年，做了10年外企白领的他决定辞掉这份工作，正式成为全职作家。转过年来，一个临近春节的晚上，他十指如飞，洋洋洒洒剧本般的3000字收割了2.9万个点赞和1700多条评论。几个月后，他扩充这篇文章，于是有了60多万字的《长安十二时辰》。几年后，因为这部小说极其成功地影视化，终于熬出头的马力终于让自己用了十几年的笔名“马伯庸”正式“出圈”。他开始同众多华语网络小说作家一道出海作战，成为一种文化输出。无论是写小说还是拍电视剧，本质上都是为人们提供精神方面的服务，这是一种以经济长足发展为前提，建立在“民富”之上的需求。

马伯庸辞职那年，郭导接到了中国电影集团公司总经理的电话：来一趟，咱们聊个事儿。见了面，3部科幻小说摆在面前：《微纪元》《超新星纪元》，以及另外一部他相对熟悉的作品。

机会，电影《英雄本色》里的小马哥只等了3年，郭导却等了20年，从他的15岁到35岁。

其实此前中国电影集团公司也谈过不少知名导演，但没人愿意接。有人说：“如果成功了，中国电影从此就有了科幻片这一类型；如果失败了，估计若干年内没人再敢碰硬科幻了。”

科幻作品的发展史上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繁盛时代，恰是最优秀科幻作品的土壤。面对这片土壤，郭帆开始了他的播种。

约上一群圈内好友，凑了一群几乎没人知道名字的演员后，这部后来被郭导叫作“小破球”的电影正式开机：8000多张分镜图，3000多张概念设计图，10万平方米实景搭建，还编写了电影世界观说明书……代价是很快烧光了经费。

郭导卖房，制片人卖车，摄影师自掏腰包花几百万元买设备，再后来就是影迷津津乐道的那段故事：一位吴姓知名演员先是答应导演来剧组客串，愿以自己的名望带动电影；而后又延期出演了31天，但片酬分文不取；最后又在剧组资金链断裂的情况下，自己投资了6000万元……网友戏称这波操作为“空手套战狼”。

“到底行不行？”2019年大年初一，中国的科幻迷期待并忐忑着，走进了电影《流浪地球》的放映厅。惊艳在他们眼前展开，郭导的大名郭帆，也出现在银幕之上。此后，中国有了真正的重工业电影，刘慈欣的更多作品也被影视化。但他们更高兴的一件事却是，由电影而兴起的科幻热——科幻的作用之一，就是在科学技术和文化之间架起一座桥。也是在《流浪地球》上映的2019年，一部好莱坞电影以42.4亿元创造了引进片票房的历史纪录，然而却被国产电影挤到年度票房第三名的位置，这让引进大片在中国电影市场随意攻城略地成为历史。这是中国80后的心气儿，更为民族文化自信添加了重重的一枚砝码。

最近，张一鸣成了中国的首富，也是第一位80后首富；郭帆的“小破球”第三部已经备案，所有人都在期待，被推翻了9遍的剧本会呈现怎样的惊艳；汪滔的大疆将和美国国防部对簿公堂，技术和市场的巨大优势给了他足够的底气……他们在中国腾飞的时间出发，中国的腾飞也有他们的一份助力，这是他们和这个国家一起飞翔的时代，见证梦想绽放的黄金时代。　　　　　　

二分之一人生危机

文   韩扑

今天之所以重新去解析这个群体，也是为了更好地理解这个时代。

楼市、家庭、职场、股市，他们的舞台有点儿多；儿女、父母、房奴、股民、车主，他们的角色有点儿复杂……如今，作为社会中坚力量的80后，迈入不惑之年，也迎来了更加深刻的中年之困。

时间的失控

累了，这是生于1980年的刘知奇最近心里常走过的一个词。

从小到大，刘知奇都是父母口中的那种“别人家的孩子”。出生于文化家庭的他，名字“知奇”寓意深刻：“奇点”是美国数学家弗诺·文奇提出的概念，指人工智能超越人类智能的假设事件，在奇点之后，人工智能将能够自我改进，并以指数级的速度发展，最终超越人类的智力、能力和控制范围。父母借此寓意，是希望刘知奇“追求真正有用的知识，以驾驭奇点”。人随名走的他，上学时是学霸，毕业就进了互联网大厂，40岁不到就成了某大厂的大区经理。高收入加上家庭美满、人设完美，刘知奇可以说收获了满满的一波“时代红利”。

但现实是，他早已“倒”在了房子上。

“第一次想买房是在2005年，当时刚和媳妇定完亲，得为未来生活做打算了。”刘知奇回忆，当时他看中了北京二环外沿线的一套70平方米复式公寓，在父母赞助50万元的首付、他贷了近100万元后才拿下。

工作不满10年，就能够得一套北京的房产，在很多同龄人眼中，刘知奇已是人生赢家。“外人哪看得到压力呀！当时母亲月收入3000多元，父亲也不工作闲在家里，靠年轻时经商的老本儿过活，所以他们出的那50万元，怎么也得还点儿回去；我的收入虽然高，但每月半数以上都得搭在还贷款上，感觉自己更像是给房子打工。”两年后，刘知奇对自己有了更深的定义——房奴。

2007年8月，教育部公布了171个汉语新词，其中之一的“房奴”引发热议。按照当时的定义，房奴意为城镇居民抵押贷款购房，在生命黄金时期中的二三十年，每年用占可支配收入的40%至50%甚至更高的比例偿还贷款本息，从而造成居民家庭生活的长期压力，影响正常消费。购房影响教育支出、医药费支出和抚养老人等，使得家庭生活质量下降，甚至让人感到奴役般地压抑。

“爷爷那辈、父母那代都是分房，好像就我们这代人需要自己买房。”刘知奇的感叹不无道理。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实施的都是公有住房实物分配制度，即单位以低租金分配给职工居住，住房成为一种福利。改变是从1980年开始的。那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提出实行住房商品化政策，住房实物分配开始向住房市场化改革过渡。待到1998年，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的推动之下，我国实行了近40年的住房实物分配制度退出历史舞台。也可以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房奴这一群体正式诞生了。

据不完全调查，2000年左右，房地产市场逐渐繁荣，但也带来了房价高涨和普通民众购房压力增大等问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迎来第一波房贷高潮。而刚刚大学毕业走入社会、需要组成家庭的80后，完全“沉没”在这波潮流里，他们中的每一分子，无不亲身经历。有媒体调查称，中国真正意义上的房奴主要集中在80后这一代，即便面临高杠杆，仍勇猛投入。手握父母、岳父母和自己3个家庭钱包的他们，运气差的在房价高企的2009年至2010年买房，几乎用70%的收入偿还贷款，成为典型的房奴；运气好的则是在2011年房价回落后入市，但即便房子总价不高，在全球经济疲软的大背景下，掏空3个家庭钱包的80后，仍需整天疲于奔命。如今，内需拉不动经济的原因，除却消费市场的结构性和总量变化，更在于此——作为人口红利的他们，被视为拉动内需底牌的他们，保温杯里已泡满了枸杞，跑不动了。

“越过山丘，虽然已白了头……”10年之前，老总在公司年会上唱李宗盛的《山丘》，公司大佬们集体泪落，当时作为后浪的刘知奇还不以为然。孰料10年转眼过去，刘知奇早已加入了公司中层里有白发的一群。尴尬而至的是，10年之后，他突然发现多年来全力冲刺的自己，不仅前浪这道“山丘”没越过，还在2022年房价最高点时因刚需换房又背上120万元贷款。更为严峻的是，职场上，年轻的90后才俊们带着全新的理念和知识结构已接盘掌舵。

一位80后奋斗多年贷款买下新房，搬进家的那一刻坐在地板上，怅然若失。

梦醒时分

在刘知奇带领团队加班的晚上，他乡的酒吧里，1983年出生的王征，正在台上肆意演绎着这首《山丘》。在部队大院长大的他自在生长，远离体制，虽然没有实现财务自由，却习惯了为自己活着，在社会上流传那句著名的“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之前，他就已经在丽江、平遥、凤凰这样的古城酒吧巡回驻唱了。他早就是“那么大”的世界的一分子，并乐在其中。他是南方富豪大哥大姐口中的“小兄”，是北上广年轻游客喜爱的“叔”。

直到前几天，一通父亲病重母亲求助的电话才将他拉回现实。

现实中的他，离异、无孩儿，无房、无存款，是个自由职业者。父母虽然生活条件殷实，但都已年近七旬，父亲尤其身体不好。面对令人生厌的老板、职场，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样的话是潇洒，但在生病的父母面前说这样的话，就意味着无情。

匆匆作别，一张机票，将王征和他的乐器一起带回了久违的北国家乡。脱下棒球帽和皮夹克，走进生鲜超市和医院病房，王征回到了父母身边的日常时光里。虽然在朋友圈里他还有很多各地的朋友不时发来一个“早安”的表情，但旧日的潇洒回忆和都市传说，仿佛都只是一部在豆瓣上才会被人提起的高分电视剧。

对80后而言，人生的自由是有期限的，作为极有可能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唯一一代独生子女，他们注定是最孤独无助的一群人。经典的“421”家庭组合中，四位老人，两位中年，一个孩子。这样的家庭结构，只要夫妻二人风雨同舟共同打拼，虽然上有老下有小，花销日增，但还算相对平衡，这也是刘知奇这样的职场人士埋头打拼的主要原动力之一。而王征这样“210”的家庭组合，对于进入人生后半场的这个“1”而言，既无职场铺垫，“追求”也就到了梦醒时分。

王征乘坐的飞机在这座城市落地的那天，和丈夫带着儿女乘机去海南的周小娜一家，与他擦肩而过。

生在1982年的周小娜毕业即结婚，结婚即买房，而且是双学区房；买房即要孩儿，而且是连要俩孩儿。当然，这也是借上了国家政策的东风。

自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以来，人口增长速度得到了有效的控制。但“421”家庭模式也带来许多社会问题：人口出现老龄化、男女比例失调、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人口红利正在逐渐消失、独生子女压力过大等。种种社会因素之下，我国相继出现两次人口政策重大调整——2013年的“单独两孩”和2021年的“一对夫妻可生育三胎”政策。

“那时，年长的80后生活和工作趋向稳定，有条件要二胎；年轻的80后，则相当于有了奋斗目标，可以加紧蓄力。”周小娜记得，当初要孩子时，她和丈夫都被蔡笑晚医生的那本畅销书《我的事业是父亲》感动得又哭又笑，魔魔怔怔。那本书里，有志气的父母卧薪尝胆，舍出自己的前半生，倾注在家庭教育中，用子女下活了一盘大棋，最终成为人生赢家。周小娜和丈夫的家世平常，很清楚靠这个“逆袭翻盘”希望不大，于是也把筹码寄托在儿女身上，并因此制订了周密的人生计划和育儿规划。因为他们都是独生子女，符合计生政策，所以两个孩子要得按部就班，顺顺利利。

不过人生哪有通吃的剧本，躲开了“房奴”这一劫，周小娜没能躲开“孩奴”的宿命。

俩孩子一个高二一个初三，周小娜的压力可想而知。而且她逐渐意识到：自己孩子的学习成绩是有上限的，孩子跟孩子不一样，神童是彩票中奖的结果，家庭教育的“成功经验”其实很难复制。虽然无数补课老师和机构提醒她“孩子还有很多潜力可挖”，但是大家都在进步，孩子的学校大排名始终没能实现跨越式突破。

周小娜不允许自己的育儿规划功亏一篑，所以从学习细节到日常饮食，她都要实现对女儿和儿子的全天候掌控。可想让孩子听话，不是无条件的，要讲策略，要舍得付出，即使在家里物质条件不算宽裕的情况下，在时间如此宝贵的时候。

“这回考得好，才能来海南看看天高海阔，但你们别光顾着玩，要明白星光不负赶路人，有付出一定会有回报。”周小娜对孩子们说。面对大海潮起潮落，孩子却回怼道：“妈妈，我们这一代人，将来不需要像你那一代那么紧张了。”

周小娜哑口无言，那种沉重感压得她透不过气来，好像世界那么大应该去看看的是她才对。确实也应该是她——市场经济下社会的普遍问题，皆现于这一代际之上，这也是中国特色的必然。因为80后起于改革开放后，他们有别于之前代际的保守、按部就班、受限制，又没有达到90后们思想上的自由和开放。从某种意义上讲，80后是堪称前浪的一代，也是矛盾的一代——前后代际的心理映照均覆盖于身，于是才会有“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的呼声。这样的呼声本身，就是一种突破，而不是顺理成章。因为它是想要走出去、不想困于生活之中而产生的，所以到了今天迈入不惑时，才会有心态的跃跃欲试和冲劲儿，只是转眼新人已踏浪而来，一波一波……

80后的人生故事已经讲完一半，按照文艺作品的规律，高潮即将上演，但是观众已经有些疲惫，虽然占着黄金时间，但对台上台下的双方都是考验。如何让80后过得更好？这是全社会都应该关注的课题，因为，最多的资源和活力其实仍在这一代人的手中，更何况00后的成长资金也在他们手中。

所以，你说到底是谁在挽着谁的手朝前走呢？　　　　　　

逆旅匆匆那些年

文   王雷

无论是转型时期，还是腾飞年代，承受考验的，始终是被叫作80后的一代人

他乡奋斗

15岁之前，马雷的所有人生经历都被禁锢在一个山沟里。

马雷今年正逢不惑之年，40岁的他，在发小儿的朋友圈里瞥见家乡的照片，他算了算，已有10多年没有回去了。

马雷不是不想回去看看，但每次都因各种阻碍未能成行。每每想起故乡，他只能在脑海中一次次闪回。

80后的马雷，生于农村，长于农村。他绕过幼儿园，直接上了小学，因为山沟里没有幼儿园。小学教室是一间草坯房，老师起初是一个瘦瘦的老头儿，他退休后又来了一位城里的青年女老师。

女老师漂亮高挑，仿佛邻家姐姐。马雷上课听得仔细，学得认真。他的印象中，一身碎花裙子的老师总是在课余讲起外面的世界，同学们把老师围住，老师讲火车，讲百货商店，讲图书馆……最让马雷心动的是儿童游乐园，马雷想不明白老师描述的空中旋转大飞机到底是什么模样。

快乐时光总是易逝，女老师只教了一年。四年级开学时，替代的是一位严肃的男老师。因为这事儿，马雷偷偷哭过。多年后同学聚会马雷方知，那是城里的大学生支教政策，女老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

马雷暗下决心，一定要兑现对女老师的承诺，好好学习，走出山村，见见山外的世界。

20世纪90年代的偏远山村大抵如此：缺水停电，交通不便，耕地放牛，粗米糙面。但马雷并未觉得苦，反而记得生活的甜。住在村东头的同学小李有一位在广东的富有表叔，每年都会捎来新奇礼物，如电子表、故事书、变形金刚玩具。最让马雷流口水的是一个俄罗斯方块游戏机，他咬牙用10个玻璃球换来玩一天的权利。

马雷又暗下决心，要像同学的表叔那样，去广东，赚大钱。

六年级的时候，一些同学选择了提前退学，回家务农，马雷坚持读初中。3年后的中考马雷发挥出色，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就这样，15周岁的马雷第一次离开山村，奔赴县城。县城的一切都很新鲜：街边的广告牌子、马路上的汽车、熙攘的行人……马雷仿佛已触及梦想。他一头扎进书本，他还记得那位女老师的话，读书改变命运。

高考那年，马雷遇到非典，考生都被隔离单独考试。马雷发挥失常，分数只够普通本科。他不想让一年年衰老的父母增加负担，他没有选择复读，而是南下广东，寻找梦想。

正如2003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我们身处一个空前繁荣的时代，一个剧变的时代”，广东省无疑是巨变前沿。早年已奔赴广东的老乡告诉马雷：“睁大眼睛，满世界都是机会。” 但马雷认为这话并不契合自己。他四处碰壁，大学生已多如牛毛，普通本科的简历大多石沉大海。他屈身于一家小公司，做一名销售。产品积压难售，他从31层的顶层往下逐家推销，遭遇的多为冷眼和驱逐。马雷不甘心，其间多次跳槽，终于被一家规模较大的IT行业公司录用。马雷兴奋得当天给父母捎去消息，称自己找到了理想工作。

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日千里，马雷所在的公司坐在了时代风口。公司规模逐年扩大，马雷的职务接连上升，薪水不断上涨。工作10多年，马雷在城市扎下了根，他购车买房结婚，将父母接到城里。可父母住了一段时间后又坚决回到农村，临行时告诉马雷：“城里虽好，但这是你们待的地儿，我们住不惯。”

今年，马雷翻看朋友圈，老乡拍的一幅家乡的杜鹃花照片，让马雷惊觉，自己在外面打拼这些年，已经好久没有回去了。夏天，马雷带着妻子女儿一路驱车回到家乡，他发现，儿时的河并没有那么宽，山也没有那么高。迎面走来一位农村妇女，大声说：“马雷，你还认得我不？”马雷仔细看，那是小学的后桌，岁月在她脸上刻下了一道道印痕。马雷问她还记得那位女老师吗，后桌摇摇头，“上学的事记不得了”。她还告诉马雷，自己的儿子明年结婚，要他来参加婚礼。

北漂回游

1983年出生的杜金，最大的“爱好”是攒钱。

即便年过40，他仍记得母亲的那句话，“一分钱难倒英雄汉”。那一年，读初中的杜金，忽然发现晚饭的气氛有些不对，父母一脸愁容，沉默不言。最后还是父亲打破沉默：“不就是下岗吗？”

20世纪90年代末的下岗潮，迅速波及杜金一家人。那是一座以钢铁产业为经济底座的城市，杜金父母的岗位是国企的厂办大集体。车间一纸文书，父母双双下岗。杜金本想向父母要钱买偶像歌手刚出的磁带，但他忍住了，没有开口。

从此杜金一家人的生活变得更加拮据，虽说父母都找到了临时工作，但总是变来变去。一次父母一个月中随了几次礼，想起大米快没了，要去买，找来找去现金还差2元钱，母亲叹气：“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啊。”从此，这句话杜金听到耳朵起茧。

杜金高考那年，学费掏空了家底，他顶着压力读完大学。原本可以继续读研究生，但他放弃了，只身来到北京，成为北漂一员。

和很多北漂一样，他住在地下室，站1个小时的公交，挤1个小时的地铁。好在找到了一个不错的工作，每月寄给家里一些，自己攒下一些。他计划在30岁之前，在北京买下一个小房子。

计划总是被打破。一天夜里，杜金接到家里电话，父亲住院了。他把刚刚攒下的1万元寄回家里，攒钱又从零开始。杜金内向，他不敢谈恋爱，不敢有社交，不敢生病，自己做饭，最省的时候他每天故意加班晚走，因为可以蹭公司的水电，还可以在公司的跑步机上跑跑步。

工作几年后，杜金的状况略有起色，他搬出了地下室。虽然是多人公寓，但告别了公交，只需挤地铁。

后来杜金认识了女友小苏。小苏同为北漂一员，独生子女，比杜金小两岁。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杜金又遇财务危机，勉强凑齐50平方米房子的首付，女方又要求10万元彩礼。杜金拿不出来，最后女友说服父母，只要3万元，这一年，杜金已35岁。

婚后的日子紧紧巴巴，儿子出生后，双方父母轮换帮着带孩子。杜金的母亲自嘲，还没有老家的房子大，居然挤进来5口人。

杜金工作不得不拼命。一次开会时，老板指着一批80后员工直言不讳：“不要有别的心思，你们想想，这个岁数丢了工作你们还能干啥？”老板所言不虚，杜金这批80后已直面中年困局，各大企业的招聘启事上要求的年龄均为35岁以下，已没有80后的空间。杜金所在行业的圈子更小，一旦有“非分之想”，也不会被同行企业“收容”。

杜金最怕深夜接到电话，一是怕家人生病，二是怕负责的项目被推翻。但越怕越来，这次是母亲要做手术，需要3万元钱，杜金刚交完孩子托费，还完每月的房贷，实在拿不出。他和亲朋好友借，换来的却是“在北京那么多年，居然拿不出3万元”的冷嘲热讽。

东挪西凑勉强凑上3万元后，小苏叹气，“再也不能出事了”。然而，命运的大锤再一次重击这个家庭，杜金所在的公司新一轮裁员，他赫然在列。杜金和小苏商量，卖掉了北京的房子，回到了老家，“找不到工作我就跑快递去”。

杜金在老家买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突然的宽敞，让杜金感到了难得的轻松。他和小苏都找了一份不高不低的工作，好在当地物价适中，节奏适当，夫妻又贷款买了一辆车，周末居然可以双休不加班，带着孩子去野游。这些原来难以触及的幸福，如今成为生活日常。

杜金又开始计划，和小苏每年都能旅游一次，每年要攒下两万元钱。他给家人都买了商业医疗保险，每天坚持锻炼，每年体检。小苏和他说能不能再要个孩子，杜金无奈，“这不在计划之内”。

独生独立

早上6时，许婷婷叫醒熟睡中的小五和小野，催促姐弟俩穿衣洗漱，然后麻利地支起平底锅煎蛋、煎面包片，做好玉米粥，又将水果分别装盒，水杯灌满水，检查姐弟俩的书包。孩子吃饭的间隙，她抓紧时间洗漱。简单化个淡妆之后，她理了理头发，随手拿起一件衣服，出门送孩子们上学。

许婷婷形容自己是在赶“早高峰”。东北的冬天北风凛冽，她扫了一台门口的电动车，姐弟俩紧抱着坐在后座，用被寒风吹得有点儿发僵的手拿起头盔套上了头，她轻踩油门，一路奔学校而去。把孩子送进校门，许婷婷终于松了一口气。她没有选择电动车，而是步行回家。她说想走走路放空自己，尽管天冷，但惬意的心情让她暖暖的。

许婷婷今年38岁，做全职主妇已有两年多。每天的日子自由又规律。她报了两门课，分别是瑜伽和吉他。练瑜伽是想保持身材，吉他是圆她大学时的梦。她觉得弹吉他的女生很酷，人到中年，她也想酷一把。不过上课随心情，“这比上班自由多了”。

许婷婷生于这座老工业城市，父母双职工。作为独生子女，许婷婷从小就独立面对一切。3岁起，父母就把她独自留在家里，留好饭菜，房门反锁。许婷婷不哭不闹，静静面对一切。没有兄弟姐妹，她和布娃娃一起做游戏，她做妈妈，给布娃娃起名为老大，后来又叫老二、老三、小四。

上幼儿园的时候，父母下班晚，总是最后一个接她。她独自荡秋千，每每摔倒，依旧不哭不闹。晚上妈妈给她洗脸，洗脸水居然是红色的，她淡定地说：“荡秋千卡倒了。”许婷婷的记忆里，父母总吵架，常常是因为自己没人接送，或寒暑假没人看管。她常常辗转于奶奶家和姥姥家，每到一处，她便静静地一个人待着，“当时的念头就想快些长大”。

学生时代，许婷婷安静得常常被人忽略。初中时，赶上互联网普及，放学后，她偷偷跑到网吧，注册了一个OICQ（QQ前身）号，开始尝试网上交友。她聊的第一个网友在大连，聊热络时，双方互换了照片，她担心对方是“青蛙”，也担心对方把自己当“恐龙”。好在双方都彼此接受。然而好景不长，她的账号被盗，就此断了和对方的联系。父母说她早恋，许婷婷不言不语，母亲咬牙说：“这孩子一堆准主意。”

高中学业紧张，许婷婷告别网络，专心学习，考上了大连的一所大学，专业是电脑动画。当年流行“杀马特”发型，许婷婷不顾同学反对，也搞了一个。做毕业设计时，同学们废寝忘食，她不慌不忙，依旧听着周杰伦，盼着北京奥运，最后却拿出了让老师同学都惊艳的作品。

同学们都认为许婷婷会留在大连，毕竟电脑动画人才稀缺，大连作为东北前沿，大有用武之地。没想到她却转身回到家乡。当亲友认为她准备专心谋求一份互联网公司的岗位时，她却开始着手相亲。许婷婷的理由是，结婚生子都是人生过程，她想早一些。

连续相亲几个对象，她都没相中，直到遇见现在的丈夫，她便决定，就是他了。相亲见面后的第五天，许婷婷提出领证，她跟对方说：“我们结婚吧。”或许是从未见过如此大胆的女孩儿，对方在短暂思考后，同意了。于是，在双方父母均未知情的情况下，二人领证结婚。

婚后第一个孩子是女孩儿，许婷婷想起了小时候的布娃娃，起个小名叫小五。第二个孩子本不在计划之内，她说这个男孩儿将来会比较野，便叫他小野。

许婷婷最后选择的工作是在社区，她说这里能感受到服务他人的高尚感。她很喜欢这里，虽然没有从事自己的专业，但在她看来，这不重要，“工作的目的一为解决生存，二为带来价值”。

社区工作让许婷婷看惯了世间百态，也帮助了很多人。社区内大多为60后、70后，她几乎包办了他们所有需要电脑操作的工作。直到有一天，她忽然发现这是一条一眼到头的路，她思考了两天，决定辞职。

辞职后，她发了一条朋友圈，写道：“我辞职了，并不是工作多，也不是和谁发生矛盾，只是觉得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许婷婷偶尔也反思，自己有时安于现状，有时又急于跳脱。她不知道全职主妇生涯会持续多久，只是觉得，人生下半场刚刚开始。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