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正经历一轮“大米荒”危机。时任首相岸田文雄在官邸召开紧急会议，要求相关方面留意市场动向，抓紧解决米荒问题，确保大米正常流通。在此期间，日本米价高涨，超市无米可卖。大米荒甚至催生出一个新的流行语：“令和时代米骚动”（令和为日本现任天皇德仁的年号）。

此次米荒事件的爆发，再次将日本大米供应问题推入公众视野。日本政府将其归咎于两大因素：一是游客数量的激增；二是去年夏季异常高温与干旱导致的主要稻米产区减产。

然而细思之后，这两个理由似乎都站不住脚。首先，日本作为旅游大国，旅游旺季游客激增并非罕见现象。其次，自2016年以来，东亚地区也频繁出现极端天气，但唯有日本陷入了大米荒的困境。

显然，日本当局的解释，更像是在以偶发因素掩盖问题的本质。那么，日本米荒爆发的根本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天灾使然，还是人为因素所致？

多发的米荒

其实，日本米荒由来已久。早在1917年的俄国十月革命后，1922年，世界上第一个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诞生，这让刚刚稳固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欧洲国家感到惶恐与愤怒，随即对其实施了严厉的经济封锁和制裁。新生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因此面临重重困难，生存挑战巨大。而在十月革命开始后，早已对东北亚虎视眈眈的日本，意图利用欧美帝国主义国家对苏俄进行武装干涉的机会，出兵西伯利亚，以扩大其在东北亚的军事范围。1918年，日本政府颁布《大日本帝国政府告示》，正式宣布派兵苏俄。可就在战争诏令颁布的第二天，日本全境因米价上涨而突发暴动。得知军方对大米需求强烈的日本商人开始大肆囤积。如此一来，日本国内的不稳定因素就因米荒很快席卷日本全境。为平息这次风波，时任首相寺内正毅不得不引咎辞职。这是日本近代史上第一次因为“米骚动”而导致的政府垮台。

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城市人口急剧增长。同时，由于日本当时奉行军国主义政策，对粮食保持巨大需求的军队，开始对粮食供应实施严格管控。工业人口的增加以及军队对粮食的需求与控制，使得日本在明治维新后期频繁面临日益紧张的粮食供应问题。所以当1918年8月日本出兵苏俄作战的消息传来时，那些饱受米价高涨之苦的日本人情绪失控，引发了骚乱。此次米荒持续时间长达两个月，涉及上千万人。最终，在日本军队和警察的镇压下，骚乱才得以平息。这是日本进入工业文明后首次因粮食问题而爆发的大规模全国性动荡，对日本后来的粮食政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当时正值日本大正七年，这场骚乱史称“大正米骚动”。

此后，日本经历了长达十余年的粮食短缺困境，这与日本对外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紧密相关。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许多日本女性为了生存，甚至不惜牺牲自尊，通过取悦美国驻日士兵来换取稀缺的食物。不过，那一时期的粮食短缺，更多是由于战争的特殊背景所致，并不具备普遍的代表性。

到了1993年，日本国内再次因缺米而爆发“平成米骚乱”。为迅速平息事态，政府紧急从国外进口259万吨大米以缓解危机。这一事件，让政府再次认清粮食对于社会稳定的重要性。为防止米荒再度上演，日本政府特别制定了国家储备粮政策，明确规定政府必须储备至少150万吨的粮食，以确保在粮食危机时能够维持日本国内至少3个月的大米供应。这一政策的制定及其后续的调整，都是造成今天出现米荒的重要因素。

在日本，农民无需长时间地埋头苦干，坐在移栽机上便可快速完成秧苗移植。

双刃剑

长期以来，大米一直是日本人的主食。为提高自给率，鼓励农民种植，日本长期奉行大米不进口政策。然而，这一政策却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作为全球最大的粮食出口国，全球四大粮商美国就独占三席，相当于掌控着全球80%的粮食贸易量。一直以来，美国都在将粮食产量的优势作为筹码，和日本进行政治和经济上的博弈。

正如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所言：“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人。”日本政府固然深知这一道理，却在某些方面仍无法避免受制于人的局面。比如，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就通过著名的《广场协议》迫使日本放开了很大一部分粮食市场。但唯独在大米进出口上，日本政府和日本农业协会（以下简称“日本农协”）做出了最坚决的抗争，使得日本的大米自主权得以保留。

其实，在《广场协议》协商阶段，日本农协就已成为日本政府对抗西方施压的一个重要挡箭牌。如果没有日本农协的坚决抗争，日本的大米市场早被欧美攻陷。而日本农协，在日本农业市场上的地位，堪称“神一般的存在”。

20世纪50年代，战后的日本饥荒连连，粮食市场秩序混乱，基本被黑市操控，政府无法有效调控粮食市场的价格。这使得日本社会因粮价问题屡次爆发社会矛盾，极大地影响到了社会稳定。为此，日本政府组织成立日本农协，硬性规定农民的农产品只能通过日本农协进行销售，同时，农民所需的生产物资也必须通过日本农协统一购买。这样做的好处在于，可以利用日本农协的强大话语权让粮食价格得到基本保证，使农民的粮食不会因市场的波动或销售渠道的盘剥而卖不上价钱。更重要的是，还让日本政府有了调控农产品价格的一个工具。

对于身处农村、信息不畅通的农民来说，日本农协的存在无疑是一件好事。而日本农协也为了农民的利益以及彰显其存在的价值，硬性规定了粮食的收购和销售价格，使农民能够以较高的价格出售粮食，从而保障了他们的可观收入。这一措施，促使日本一跃成为全球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日本农协的贡献度和社会地位不言而喻。

然而，这种限制并不只是为了维持粮食价格的高位，更在于对于大米品质的有效管控。日本农协为了保证农民的粮食价格，一方面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左右日本政府的粮食限产政策，另一方面也致力于提高日本大米的品质。它根据日本各个粮食产地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环境，培育出各具特色的地方性优质大米，使这些大米不但在产量上得到保障，还因为各具特色而能够做出不同风味的米饭。这也是日本寿司能够受到世界各国民众喜爱的原因所在。

然而，日本农协对产量和产地的严格控制，使得日本的大米供应经不起较大的市场波动，以至于每隔10年到20年，日本就会出现一次米荒事件。

此外，日本农协凭借其在粮食管控方面的权力，在日本粮食进出口问题上也拥有强大的话语权。为维护日本农产品的利润，日本农协对于日本政府制定农产品贸易政策形成了强大的制约，导致外国农产品难以进入日本市场。尽管来自外部的压力，如《广场协议》等，曾迫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开放了农产品国际贸易，但大米的国际贸易渠道始终受到严格管控。因此，当日本遭遇如今年这样的米荒时，政府进行价格调控的手段就显得极为有限。毕竟任何低价进口大米的举措，都需要与日本农协协商。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政府应对米荒最有效的手段，就只剩下动用国家储备粮这一途径了。

然而，动用国家储备粮也并非易事。无论哪个国家的政府，在动用战略储备粮时，都需要经过烦琐的政治协商并面对社会舆论的压力。此次日本应对米荒，在调控粮价及确保市场供应的过程中显出的缓慢与滞后性，足见动用国家储备粮所面临情况的复杂与敏感。

政治博弈

进入21世纪以后，围绕粮食贸易，美国和日本开始了新一轮的博弈。2016年5月27日，时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出现在日本广岛，并向广岛核爆炸纪念碑献上鲜花。这是二战以来第一位向广岛核爆炸纪念碑献花的美国总统。所以，奥巴马的这次献花被认为是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一次重大外交胜利。

那么，奥巴马为何要通过这一举动来取悦安倍政府呢？原因显而易见，奥巴马也毫不掩饰地表达了他希望通过自己的温和姿态，换取安倍政府对日本粮食进出口限制的放宽。

此后，日本进一步强推稻田“减耕令”，鼓励农民将自家水稻田改种小麦或大豆等其他作物。政府给出的解释是为了应对人口的下降和消费习惯的改变，但仍引发诸多反对声音，不少日本民众担忧，“减耕令”可能会诱发新的米荒。

面对美国的步步紧逼，安倍晋三选择了沉默。而他的后继者岸田文雄则选择了妥协。随后的几年里，在岸田文雄政府的操作下，日本通过了新《种苗法》。这一法案将日本的公共种子育种权全部交给了私营公司，并允许孟山都等犹太资本进入日本育种市场。同时，法案严禁日本农民自行收集种子耕作，一旦发现违规行为，就会直接将作物苗拔除。法案推行两年后，终于在2024年结出了米荒的苦果。

在新《种苗法》施行前，日本境内存在大量的水稻育种公司。但随着犹太农业资本的涌入，这些小型公司在资本总量、政府公关和法律实力上，都无法与来自美国的犹太农业公司抗衡，在育种市场的争夺中迅速被犹太资本击垮。

两项政策的叠加，无疑让美国乐开了花。原本，日本政府强推的稻田“减耕令”，已经对日本水稻育种公司的发展造成了沉重打击。如今，随着大量拥有专利技术的美国犹太农业公司被引入，他们在获取专利后，公然且合法地垄断了日本的水稻种业市场。

农民在种植水稻时需要向美国犹太农业公司支付高额的专利费和种子费，而种植其他作物则可得到政府的补贴，因此自然很少有人再愿意种植水稻。这便是日本水稻种植面积在2024年降至历史新低的深层原因。

由此可见，“令和米荒”事件的发生，是多重原因所致，其中“减耕令”和新《种苗法》的施行以及岸田文雄政府在关键时刻拒绝放粮，无疑是重要的推手。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日本的大米短缺问题再次甚嚣尘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