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人都有乡愁，吴云却说：“我的乡愁是一片漂泊的云。”
吴云是我的文友。以前他总和我说：“你把你生长的工人村视为圣地，把乡愁写得那么浓厚，你的情怀得到了抒发，有了寄托。而我就有点儿遗憾了，我的乡愁如大山中随风飘荡的云，不知道在哪个地方停下，更不知道可以在什么地方宣泄。”
“怎么会？”这次我没忍住，不解地问。“你知道不，我最闹心的是别人问我是哪里人。看似简单的问话，我却一句两句说不清楚。我说我是沈阳人吧，可我又没有生在沈阳。若说随上一辈吧，爸爸和爷爷大半辈子又生活在大西北的山里。这样吧，我给你讲一个故事，你就知道答案了。”吴云说。
原子弹做媒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950年末，21岁的桥梁厂青年工人吴家仁，和年轻的工友们一同报名参加了志愿军。他被编入志愿军铁道兵一师一团一连。这个连的副连长就是当时全国闻名的战斗英雄杨连弟。
抗美援朝胜利归国后，吴家仁复员回到了桥梁厂。一年后，他和厂青年突击手、炼钢车间天车女工结了婚。这个女工也就是我的奶奶。可想不到的是，就在奶奶生我爸那天，还没来得及看上我爸一眼，就死在了天车上。
那天，离预产期还有一个星期，奶奶同往常一样攀爬上天车。天车下是上千摄氏度炽热的钢包，天车内是六七十摄氏度的高温，难耐的酷热使奶奶汗如雨下，造成脱水。当钢包被吊到指定作业区后，天车下面的人怎么扯着嗓子喊，天车都不动了。当班的工段长爬上天车一看，大吃一惊，奶奶已经倒在了天车上，身下是一摊血，膝下蠕动着一个肉团。奶奶早产了。这个场景，让在场的人不禁后怕，很难想象奶奶在临盆时，是怎样忍受着剧烈的阵痛，以超出常人的意志，将一炉钢水稳稳地吊到作业面。奶奶的生命定格在25岁。生离死别，孩子的生日成了娘的忌日。爷爷给这个在炼钢炉前生下来的孩子起了个名字，叫吴钢。
父子俩开始相依为命地生活。转眼又是10年，36岁的吴家仁已成为厂副总工程师。作为桥梁建设专家，他带头响应工厂号召，带着妻儿，坐着闷罐车，来到了偏远的西北大山深处。此时的妻子叫尹冬梅，嫁给爷爷时，我爸已上小学二年级了。我爸说他那时候从不管她叫妈，只喊“梅姨”。
吴家仁和尹冬梅的联姻，工友们都说是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做的媒。那是1964年10月17日，作为工厂广播员，尹冬梅一大早就来到工厂。前一天下午，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她要赶在工人上班进厂区时，把这一振奋人心的喜讯播放出去。可当她在广播室接上转播线插头时，却听不到厂区的大喇叭声。此时厂部大楼前已站满了刚上班的工人，许多人在喊：“这样重大的喜讯，怎么还不播？”
尹冬梅的慌张，恰巧被去隔壁处室取材料的吴家仁看到。他二话不说，走进广播室，将播音台上各个部位仔细查看了一遍，又转身走了出去，在厂部大楼山墙，顶着大风沿着铁梯爬到了楼顶，在楼角大喇叭旁蹲下，鼓捣起来。楼下观望的工人们都紧张得屏住了呼吸，直到大喇叭传出了一个洪亮的声音：“热烈祝贺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顿时，厂区内似一片欢乐的海洋，沸腾起来，尹冬梅更是喜极而泣。
从那以后，尹冬梅就爱上了这个比她大10岁的男人。一年后，她不顾父母的阻挠和众人的非议，义无反顾地嫁给了吴家仁，给一个9岁的男孩儿当了继母，并随同父子俩登上了开往大西北的闷罐车。临行时，尹冬梅向厂领导提出一个要求，要将厂广播室的仪器和大喇叭带上，这样在三线的新岗位上，才能发挥她的专长。
摔瘪的大喇叭
出发前，吴家仁只知是到大西北山里建工厂，并不知道所去的地方是什么样儿，更没想到接下来的路是一段如此艰辛的旅程。
吴家仁和一同前往的工友及家属坐着闷罐火车，几经中转，颠簸了两天一夜，到达了一个小火车站。下车后又走了一段很远的泥泞山路，他们才来到建设工地——一片荒山野岭。事先知道为了保密，工厂要建在偏僻隐蔽的山沟里，但没想到这里的生活环境和条件如此艰难。
住的房子是从来没有见到过的，当地人叫“干打垒”，其实就是土坯房，在两块木板中间夹点儿黏土搭建而成。有的人连这种土坯房都没有，只是搭起了席棚子。屋里屋外基本一个温度，即便点着炉子，还是冻得直哆嗦。
吃的那就更难了。山区海拔高，水的沸点低，馒头蒸不熟，吃到嘴里黏黏糊糊，还没有绿叶菜，成天吃土豆。
扎根荒山，首要任务是建厂恢复生产。学校一时半会儿建不起来，这倒是快活了厂子弟们，度过了一段散养的时光。
山里没玩具？这可难不倒调皮的孩子们。一天，吴钢领着小伙伴在刚通车的火车道轨上轧铁钉子做小刀，被提早下班的吴家仁撞见了。回到家的吴家仁火冒三丈，一把推开上来劝阻的尹冬梅，拎起饭桌前的吴钢，扒下裤子，抡起皮带抽了好几下。吴家仁气愤地说：“你这是要闯大祸啊，要是把火车弄脱轨了，那罪可就大了，我让你好好长个记性。”这是吴家仁第一次打儿子，也是吴钢唯一一次挨打。这一场景不但让吴钢疼在身上记在心里，也把一向认为吴家仁温和的尹冬梅吓得够呛。怕归怕，但尹冬梅是真心疼吴钢，看着孩子皮开肉绽的屁股，她扑了上去，挡在孩子身前，不说话，只眼泪扑簌簌地掉，吴家仁这才停了手。
晚上，尹冬梅掀开吴钢的被子，一边含着泪一边给吴钢的伤口抹二百二红药水，然后撒上消炎粉，敷上纱布，用胶布固定好。感受到深深疼爱的吴钢，挨皮带抽时都没哭的吴钢，搂着尹冬梅哭了起来，还脱口喊了一声“妈”，尹冬梅眼泪唰地流了下来。
吴钢清楚地记得，那一年，每天都能听到爆炸声，比过年时放的二踢脚声大多了。每天都在炸山，一层一层地炸，这样才能开出一个建工厂的大平地。就这样，吴家仁和工友们白手起家，挑灯夜战，盖起了厂房、车间、宿舍，仅用一年多的时间，就生产出了架设铁路的桥梁。
建设大军从全国各地开进，贫瘠且闭塞的大山里出现了幼儿园、医院、俱乐部……三线厂区就像是一个工业小镇。伴随着工厂大喇叭播放的晨曲，吴钢和小伙伴们也走进了书声琅琅的课堂。
和大城市里的孩子相比，大山深处的生活是艰苦的。但在吴钢的记忆里，却有着许多甜甜的回忆。闷热的夏天到来时，妈妈总会在午饭时间用暖瓶带回在厂冰棍房领的4根冰棍。冬天的晚上，妈妈会将热水灌满两个滴流瓶子，一个塞进吴钢的被窝，一个塞进爸爸的被窝。在甜蜜温暖的呵护中，吴钢渐渐地长大了。
就在吴钢上中学那年夏天，连续下了好几天大暴雨，妈妈不时在大喇叭里播报山洪汛情。这天中午，妈妈没有回来送冰棍。原来是在山口处安装有大喇叭的钢架被雨水冲倒了。在妈妈心中，大喇叭就像战士手中的枪，是她的命根子。妈妈连雨衣都没顾得披上，迎着一道道扭动的闪电跑向山口。随着震耳欲聋的炸雷响起，山洪咆哮着暴发了，妈妈一下子被吞没了。人们在山沟里找到了大喇叭，却没有找到尹冬梅。从此，吴钢再也不吃冰棍了，因为那个冒着酷暑给他送冰棍的妈妈没了。
那晚，吴家仁哭着对吴钢说：“你妈是找不到了，她就是被大山埋起来了，等我死了，你要把我的骨灰埋在大山里，让我去陪你妈。”那天夜里，吴家仁将摔瘪的大喇叭修复后，摆在自己房间的桌子上。从此以后，吴家仁每天上班前和下班后，总会和大喇叭说上几句话，有时还会模仿广播员的声音说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中学毕业后，吴钢成了大山里的第二代火车司机，每天行驶在父辈建设的新中国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上，把工厂生产的机器设备运送到四川、陕西等地。
荒山又荒山
说到这儿，吴云端起杯子，将剩下的咖啡一饮而尽。顿了顿，他用手抹了一下嘴，接着讲起来。
1983年，27岁的吴钢娶了爸爸同事的女儿，随后一个男孩儿在大山深处诞生了，也就是我。后来随着经济发展，三线建设退出历史舞台，我们一家祖孙三代回到了久别的故乡沈阳。可想不到的是，我们竟被不少街坊邻居视为外地人。
10年前，85岁的爷爷去世，依照他的遗嘱，我和爸爸带着爷爷的骨灰回到大山脚下。我将从沈阳带来的三捧土，连同骨灰盒用红布包裹着，一同安置在墓地。墓碑上刻着一行鲜红的字：三线建设老战士吴家仁。爷爷魂归大山，实现了他40多年前的承诺，来陪尹冬梅奶奶了。
在为爷爷筹备下葬的日子里，我和爸爸来到山沟中的老厂区遗址。我家住的红砖老房子已经找不到了，当地政府将几座老厂房改建成了三线建设纪念馆。我把爷爷保留的大喇叭捐给了纪念馆。
在当地，我还遇到了一个坐着轮椅的老人。和他闲聊时才知道，他是我爷爷的老战友，在家人的陪伴下，来看当年工作的地方。至于看荒山又变回荒山有何感想，老人远眺的目光变得复杂，什么都没有说。
两代人的青春、三代人的乡愁，就这样深沉地扎进一座厂里。经过半个世纪的风雨，虽然热火朝天的现场，已变成人去楼空的废墟，但那些人、那些故事和精神，亦如工厂大门上的五角星，依旧鲜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