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的面貌是什么？回答这个问题的，往往是一句网络上、生活中传播已久的slogan——不被定义的女性。由此可见，女性二字，苦定义久矣。

其实早在1949年之后，新生的中国就已开始尝试让她们不再被定义。随着那句“妇女能顶半边天”，女性大量进入男人的领域：厂矿和工地里有了“铁姑娘队”，工会中有了女工部，制造业里有了女劳模。其中一些工种的设置虽然并不十分科学，但在社会意识层面成为破冰之旅的起始，让女性有更多机会展现自己闪亮和坚韧的一面。

尤其是当现代科技进入各类工作场景，客观存在的男女生理条件差距被不断减少甚至拉平，她们的身影，再度高频闪现，散发多样的精彩：职校毕业的女性带着坚韧，从男性中突围，成为电焊车间不容忽视的存在；面对大气的风云变幻，她们用果断和高效，让一条条气象信息飞入千家万户；群山中她们操作无人机，展现不逊于男性的大胆和闯劲儿；高端制造业的研发中，她们让理性分析转化为科技，让复兴号勇攀世界屋脊……

她们真正吸引目光之处，不只在于表达专业内容时的饱满充沛，像男人一样打天下，更在于她们探索自身技能边界和更大可能性时流露出的专注、澄澈和快乐，以及与这个时代相匹配的面貌和品格。她们也有自己的爱好和乐趣，也爱美，却坚决拒绝花瓶一般的“你负责赚钱养家，我负责貌美如花”。

她们在一个个曾是男人专属的领域奋进，让钢铁森林生长出一朵朵鲜艳的铿锵玫瑰；她们用自己的技能而非绅士风度下的承让，回击曾经的傲慢与偏见，夺回应有的尊重、认同和自信，以及职业机会。她们都是普通人，甚至手握比普通人更艰难的剧本。但她们如植物般沐光而生长，绚烂的劳动之花魅力四射，新美如画。

本刊编辑部

华章镌刻芳华

文|夭夭

铁姑娘

2024年，数部反映女性在家庭、职场、社会中状态的国产电影扎堆出现。它们赢得市场，并引发广泛关注，这一年也被观众称为“女性主义电影元年”。但在现实生活中，真正可称为“女性力量崛起”元年的时间节点，早已在大半个世纪之前闪亮开场。

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在东北建立根据地，展开艰苦卓绝的开发与建设。当时的北大仓还是北大荒。新中国成立前一年，黑龙江北安农垦开了个拖拉机手培训班，18岁的梁军第一个报名。梁军其名乍听阳刚，本人却是个大姑娘。姑娘原名梁宝珍，自己做主改成了“梁军”。梁军爱看苏联电影《巾帼英雄》。电影女主角叫芭莎，平时开着拖拉机种地，战争时开着坦克和敌人战斗。梁军由衷敬佩，报名时对教导员说：“苏联女孩子能干的，我也能干。”

培训开始，班里只有梁军一名女性。冰天雪地的北大荒，梁军开着拖拉机，后面跟着一帮人看热闹，边看边评：这大姑娘还开火犁呢！

开火犁的大姑娘挺骄傲：“我不单是翻身解放了，而且能掌握现代的机械动力了。”

1949年12月10日，梁军作为我国第一名女拖拉机手，参加亚洲妇女代表大会，事迹传遍大江南北。1950年，她作为劳动模范，在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的接见。同年，以梁军名字命名的新中国第一支女子拖拉机队成立，越来越多的女拓荒者驰骋于新中国的沃土上。

20世纪50年代，是一段生机盎然的岁月。随着男女平等思想生根发芽，女性如鲜花，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春风催发下尽情绽放。恰逢“一五”计划推进，工人地位空前提高，穿工装成为一种荣耀。年轻姑娘“不爱红装爱武装”，她们爱上了背带工装裤、格子衬衣和工作帽以参加工作、参与劳动为时尚。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女职工人数约60万，占职工总数的7.5%；到了1957年，女职工人数增至328万。

这一时期，各行各业的“第一位女××”也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5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国际妇女节，20岁的田桂英驾驶火车由辽宁大连开往旅顺。火车站人山人海，人们争相观瞧新中国第一位女火车司机。1952年，上海姑娘李延馨从东北工学院建筑系毕业，进入鞍山钢铁建筑工程公司，成为建筑工地上管理好几百号人的女工长。文汇报社党委副书记兼副总编辑、记者陆灏来采访，称她为“中国第一女工长”。

1954年，开创“郝建秀工作法”的细纱挡车工郝建秀当选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普选这一年，她刚够参加选举和被选举的年龄，成为代表中年龄最小的一位。和她同一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还有山西省西沟村的女劳模申纪兰。在此之前，申纪兰带着同村妇女与男人进行撒肥比赛，以证明“妇女不比男人差”，比完赛，“男女同工同酬”顺理成章在村里实行了。

这些女性劳动能手被冠以“铁姑娘”的称号。新中国成立初期，劳动条件艰苦，她们不光在和电影里的苏联女孩儿比，和男工人比，更在和“将落后农业国变为先进工业国”的发展目标比拼。她们面临的压力，同样也是新中国面临的压力——百废待兴，时不我待。

“毛主席的好工人”尉凤英“一五”期间在东北机器制造厂（七二四厂）当冲压工，用434天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又用4个月完成了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工作量。对此，她说：“对党和人民的事业，有多大劲儿就要使多大劲儿，能干多长时间就要干多长时间。能挑千斤担，不挑九百九。”

这也是当时很多女性劳动者的心声。

大女主

1954年，《人民日报》邀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的18名工业劳动模范座谈关于巩固劳动纪律的问题。参加座谈会的4名女劳模，有一半来自纺织行业。

纺织出女杰。20世纪六七十年代，许多城市都有国营纺织厂，女职工是厂里主力。上海、天津、青岛一度是中国三大纺织工业基地，郝建秀就在青岛国棉六厂工作。后来，石家庄大兴纱厂的杨琍瑛小组受她启发，创建了“三快一稳”操作方法，让接头合格率、换纱合格率达到100%。这在当时堪称奇迹，中华全国总工会和纺织工业部高度重视，在全国推广这种方法。

大兴纱厂几度更名，20世纪70年代按市属序数排列，成为国营石家庄第七棉纺织厂（以下简称“棉七”）。棉七人对杨琍瑛和另一位叫阎金芬的女劳模印象深刻，后者是话剧《红旗歌》里主人公金芳的原型。《红旗歌》是第一个描写工人生产的剧本，先拍话剧，又改编成电影，轰动一时，激发了一代人的劳动热情。

1976年，18岁的芦义竹进入棉七，成为细纱车间的一名女工。她用10年时间成为“杨琍瑛小组”的第六任组长，从厂劳模到省劳模，又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进入21世纪，棉纺产业竞争加剧，芦义竹成为最后一代见证国营纺织厂辉煌的劳动能手。

放眼全国，这一时期的纺织工业非但没没落，还迎来了新机遇。改革开放后，全国劳模、纺纱工人黄宝妹帮乡镇企业建厂，退休后应邀赴新疆石河子筹建棉纺厂，20世纪90年代还在上海牵头成立自己的公司。这位年轻时能一人照看800个纱锭的纺织女杰，在2021年获颁“七一勋章”，授奖词赞她“发光发热，退而不休”。

改革开放也让更多纺织女工看到了大世界。20世纪80年代，我国与伊拉克有贸易往来。伊拉克缺乏纺织技术劳力，希望我国派遣劳务人员帮其扩大生产、提高技术。为此，首批100多名纺织女工组成“江苏常州毛纺技术组”，被派到巴格达的3家地毯厂。

当时，出国务工代表国家形象，这些纺织女工是从常州各个棉纺织厂、毛纺织厂和巾被总厂选拔出来的，都是原单位的骨干。到了巴格达，她们发现厂里还有不少来自埃及、巴基斯坦等国家的纺织工人，都是男性。中国女工平均日产为车间外籍工人的两倍。组长胡宗泽说：“我们肯吃苦，技术好，效率很高，所以，我们的待遇比其他国家的工人要好，不仅有独立的厨房，还有旅游等机会。”

1984年到1990年，仅常州一地出国务工的纺织女工就有600多人。我国对外劳务刚起步时，她们用汗水和努力赢得了国际赞誉，也为之后大批服装女工对外劳务输出奠定了基础。

世纪之交，正处于当打之年的这代女性，从小是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面对变化，她们就业意愿更高，也更具变革意识，在国家技能转型、产业转型的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北方，辽宁盘锦欢喜岭采油厂的女工束滨霞穿行于辽河三角洲一望无际的芦苇荡里，每天研究油井。技术问题不明白，她就在休班时间骑自行车往返30多公里，向专家取经学艺，“问题不断”的油井在她手下增油数千吨。2007年，辽河油田有了“束滨霞采油站”——这是中国石油上万座基层班站中唯一以个人名字命名的采油站。

在南方，制造业迅猛发展，大批女工填补劳动力缺口。四川武胜人胡小燕1998年到广东佛山打工，从电子厂流水线工人、陶瓷厂窑头工做起，凭着自强不息和踏实苦干，成为企业一线管理人员，又在2008年成为第一批当选全国人大代表的农民工，呼吁保障农民工权益，并开设《海燕信箱》专栏为农民工维权。

“包容开放的时代中，公司起用新人，不看背景、户籍，只看能力。”胡小燕说，自己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几乎每隔10年，她的生活都会发生很大变化，她也欣然拥抱这种变化：“有变化，说明我在努力，把握住了每个机会。”

真“国士”

2017年，《新时期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方案》发布。5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重新修订。针对新的产业发展和技能需求，一批新工匠成长起来。

2024年10月，第47届世界技能大赛在法国举办，化学实验室技术项目比赛金牌花落19岁女生鲁静怡。

鲁静怡就读于河南化工技师学院，该项目的上一届冠军，是她的学姐姜雨荷。4年前，姜雨荷参加世界技能大赛河南省邀请赛时，鲁静怡是志愿者。看学姐参加比赛，鲁静怡也有了参加技能大赛的梦想。姜雨荷获奖后，成为鲁静怡的辅导教练。二人平时互称“姐妹”，学妹在里昂比赛时，姜雨荷就在后方帮她查资料，“让那边的老师利用空余时间跟她讲”。

技能是产业工人的立业之本，劳动和技能竞赛则是技术人才互相学习、破土冒尖的好机会。2020年12月，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办，86个比赛项目同时进行。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次举办的综合性国家职业技能大赛，规格最高、竞赛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技能水平最高，被媒体称为“国赛”。焊接项目裁判长、中国工程建设焊接协会常务副会长刘景凤连续3天执裁，最后嗓子都喊哑了。

刘景凤是沈阳冶金机械专科学校焊8106班毕业生，毕业后进入冶金工业部建筑研究总院焊接所，从基层工程技术人员一路晋升到研究总院党委委员、副院长、董事。2010年中国加入世赛组织并参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刘景凤连续担任五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四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中国集训基地的负责人。是第44、45、46届世界技能大赛焊接项目的中国技术指导专家组组长。

新中国成立至今，经过70余年成长，女性劳动者已成中流砥柱。上天入地，翻山越海，在那些关乎国计民生的领域中，女性领军者百花齐放。

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城铁开发部车体室主任臧兰兰主持完成了10多种轨道交通车辆车体的研发设计工作，其团队持续自主创新，让中国的轨道交通车辆车体轻量化技术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鞍钢集团钢铁研究院教授级高工严玲是民用海工钢领域的佼佼者，她主持研发的九大系列船舶海工品种通过国际船级社认证，全球首发产品4项，多个关键品种填补国内空白。

全国五一巾帼标兵、中国电科第十四研究所女工艺师顾春燕是国内首个将10微米金丝键合工艺成熟应用于雷达批量生产的技能人才。作为微组装首席技能专家，她担负了所有研制性产品的首件全流程作业任务，串联起我国最尖端雷达的核心。

中国中铁科学研究院首席专家严金秀是国际隧协历史上首位女主席，也是首位当选的中国专家。她主持了被列为世界级施工难题的野三关隧道风险评估和控制研究，开创了我国铁路隧道工程风险评估的先河。

今年1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全国女性就业人员3.2亿人，占全部就业人员比重43.3%。2024年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1088名职工中，有女性职工209人。女性劳动者从变量到恒量，已成为我国人才资源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毫无疑问，这是一场激荡又充满色彩的征程。未来，改变时代的华章，依然少不了她们的名字。　　　　　　

没有谁生来就能拿焊枪

文|武萌   摄影|白帆

女子焊接班凭借精湛的技术和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众多复杂的焊接任务。今年，她们收获了全国巾帼文明岗殊荣。

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没有谁的手天生就拿得起焊枪。

回想起第一次焊活儿，江远芳禁不住捂嘴笑。“10个人蹲在地上挨着干，活儿没焊完，眼睛就被弧光灼伤了。”说着说着，人就笑不出来了，“那滋味儿，真痛啊。”后来，她才从老师傅那儿得知，作业时不能扎堆，人要隔开些，面罩也要离自己近些。

江远芳是中国石油辽河油田建设有限公司金属结构分公司女子焊接班的一员。她和班组的其他6个姐妹已手持焊枪，与耀眼的弧光相伴20余载。

“夏日炎热一身汗，冬天刺骨一身寒，噪声粉尘时刻伴，烫伤灼伤连成片”是焊工最真实的写照。

这些女子为何要闯入这个对于男性都算苦差事的职业呢？

“为了进油田啊。”焊工班里的技术骨干骆建宁接过话茬儿，“说实话，当时油田好些年不招工了，好不容易赶上，得把握住不是？”

21世纪初，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进入关键阶段，石油行业作为国家经济支柱产业，面临市场化、国际化的挑战。彼时的辽河油田正值内部改革如火如荼，非核心业务逐步剥离，集中资源发展主业，逐步从传统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化、精细化方向转变。但对于个体，当减员增效、打破“铁饭碗”之声此起彼伏时，每个人都担心“改革”会落到自己头上。

阵痛犹在，何谈大规模招工？进油田自然成了骆建宁这些“油二代”的奢望。

班里的技术骨干骆建宁，中专毕业后先在五金店卖了3年焊条。生在油田，长在油田，亲人都在油田，油田是家，更是一座稳定可靠的围城。游走在城外，漂泊感如影随形。回头看去，骆建宁将那3年时光称为“在外流浪”。

2004年，辽河油建第一批子女招工，机不可失。但填报什么岗位，家里人却争执不下了。全家人的意思是女孩子首选服务岗，但据说竞争激烈。无解之时，哥哥提出了建议：不行就选气焊，多少能比电焊轻松点儿。在有限的范围内挑来选去，权衡利弊，最终骆建宁自己决定，就报最辛苦的电焊岗位。想进油田，求稳排在首位，越艰苦的岗位竞争才能最小。

事实证明，骆建宁的选择是正确的，后来的数字让所有人震惊，服务岗报名人数超过2000人，电焊岗只有200多人。焊工岗的竞争比服务类岗位小90%，正是因为报名者很多人的父母就是油建的焊工。对于这个职业，她们不陌生，也深知其中的苦。“我们每个人都是通过层层考试，成绩优异才进来的。”江远芳语气里透着自豪。就是这么个不被看好的岗位，也是她们拼尽力气挤破头才闯得进去的。

真正干上才知道，这一行远比自己看到的苦。

班长王喜莲的更衣柜里，始终挂着一幅老照片，是2005年的培训厂房里，女工们围在布满七扭八歪焊缝的管件旁，研究着为啥大家的焊缝总是不好看。

那时，25岁的王喜莲攥紧焊枪的手总是微微发抖。旁人的质疑化作飞溅的火星，烫红她的脸颊。为了能成为合格的焊工，她每天追着师傅请教。师傅不在，她就对着废料反复练习。夏日高温加上铁水的炙烤，她咬牙一寸寸打磨；冬天手脚冻得发麻，甚至握不稳冰凉的焊把。焊花飞溅，钻进衣领，落在手上，是一阵皮肉被高温烫伤的痛感。“疼吗？当然疼。”摩挲着虎口处结痂的伤疤，她笑言，“但每道伤疤都是勋章，证明我离合格又近了一步。”

一道道焊缝磨下来，王喜莲成了熟练焊工。焊接800毫米的加热炉筒体内装时，因为作业空间狭小，男焊工都退避三舍。瘦弱的王喜莲却钻了进去，趴在冰凉的筒体内焊接。烟尘弥漫，热浪裹挟，一会儿她就得探出头换口气。那天，王喜莲的母亲来找她拿钥匙，正巧看到自己娇养长大的姑娘从筒体中爬出来，通红的脸像只小花猫，母亲心如刀绞，泪水夺眶而出。“这活儿就得我干，男的都不好使！”王喜莲连忙安慰母亲，语气里带着些许骄傲。

2007年，女子焊接班成立时，姑娘们都出了徒。拿起焊枪，她们是飒爽的“女焊子”；脱下工装，她们也是女儿，是母亲，是女人。

焊接任务重，晚上加班到10点是家常便饭，家肯定是顾不上。有一次儿子哭着问妈妈：“我是不是你亲生的？你除了留作业、留吃的，就不能留下来陪陪我？”每次说到这儿，江远芳总是眼圈通红。

经常来不及换下脏兮兮的工装就赶去接孩子，却总是最后到的那一个家长。小小的孩子会刻意跟妈妈保持距离，噘着小嘴说：“妈妈不好看，妈妈身上有味道。”那一刻，一向要强的骆建宁，眼泪再也忍不住。

哪个女人不爱美？可灰头土脸、满身窟窿的狼狈模样是她们的常态。女子焊接班没一个姐妹化妆，因为脸上颈上常被弧光灼伤，会一层层地爆皮。她们夏天也没人穿裙子和短裤，因为腿上永远挂着被焊花烫伤的痕迹，旧伤未愈又添新伤。唯有骆建宁和江远芳耳朵上小小的耳环，是她们对美最后的执着与倔强。

每年少有的家庭聚会，是唯一能得到来自孩子的夸奖的时刻。热腾腾的菜要上桌时，孩子会大声宣布：“让我妈妈端，她的手不怕烫。”不怕烫的背后是常年与高温为伴的触觉退化。

这把焊枪不是放不下，而是因为它是最可靠的伙伴，也是动荡中唯一能抓住的东西。

“硬啃，这个咱擅长”

焊着焊着，20年光景随弧光而逝，“女焊子”们也进入了新媒体时代。

零下20摄氏度的寒风中，李文静一手扶着焊枪，一手放在嘴边呵着气暖手。CCUS项目的高温现场，江远芳戴着双层防护面罩，汗水浸透的工装能拧出水来，却始终紧盯焊缝的微小瑕疵。这些场景被班组成员余容定格在抖音相册里，标题赫然写着：“电焊工的日常”。从没想过成为主角，不过想单纯记录一下自己的生活。

在严寒酷暑中，她们每年完成的焊接总量超过4500吨，相当于她们体重之和的1.3万倍，质量合格率保持在98.5%以上。我国东北地区最大的储气库群双台子储气库、世界首座电热熔盐储能注汽试验站等50余项重大工程的预制工作，都有女子焊接班手持焊枪的身影。她们就像是工业化狂飙突进里底部的基石，是最真实的存在。

因为自己遭过罚，受过苦，所以江远芳的父母一直不想女儿干这行。为了不让父母担心，她告诉老人早已改行当了材料员。直到2021年她荣获辽河油田公司先进个人，父母在电视中看到她身披绶带领奖，善意的谎言才再也瞒不住了。

当新入职的男焊工质疑“女师傅”实力时，江远芳向直径57毫米管道全位置焊接发起挑战。在360度环绕摄像监控下，她的焊枪行云流水般划过4个象限，最终以98.7%的探伤合格率完胜对手。“现在这小子见我就喊‘江大师’。”她擦拭着心爱的焊枪笑道，“这杆枪，就是我们最好的语言。”

人枪合一，也要与时俱进。进入自动化时代，女子焊接班引进了4台焊接机器人。车间来了新“帮手”，姐妹们高兴得不得了，但一上手却给她们来了个下马威。“键盘上几十个键，记功能就花了一两周。”班里年龄最大的李文静有些吃力，一些功能目录里光子参数就有几十个，往往一个参数没设对，焊臂就不按路线走。

班里的电焊技师娄建，理论功底深厚，平时都是作为培训教师为大家授课，但在繁杂的编程系统面前却犯了难。“没想到，拎几十公斤焊丝都不会抖的手，却拿不稳小小的电子笔；曾经指哪儿打哪儿的焊弧，却在程序的错误下谬以千里。”

焊接班的姐妹们每天都琢磨自动焊接技术，从技术参数到程序编辑，从电流大小到焊接角度，边摸索边实践。现在大家已经完全掌握了机器人操作要领，焊口外观成型漂亮，焊接合格率大幅提高，以前一两米的焊缝手工焊得两小时，现在20分钟就能完成。电焊技师娄建的笔记本里，藏着自动焊技术攻关的“血泪史”：327次试焊记录中，前300次合格率始终在85%徘徊。为攻克管件温度对焊缝的影响，她在零下15摄氏度的露天场地连续工作10小时，最终发现0.2秒的提前预温能让金属结晶更致密。“现在我们的X射线探伤合格率是100%，但没人看见那些被焊花烫穿的工鞋。”娄建说。

需要输入300多条指令的多焊缝一次焊接，李文静从要两三天，到现在只要两小时。“咱没优势，那就硬啃，这个咱擅长。”骆建宁给自己定了小目标：每三天学会一道编程，不悟透不睡觉！两个月坚持下来，她已可以同时“指挥”两台自动焊接机器人。

骆建宁原本有机会改行，但她最终还是主动选择了回焊接班。她说：“苦是真苦，累也真累，但还是觉得拿焊枪带劲儿。”

一次，女子焊接班到石化锻炼2期工程支援，因为她们是现场唯一有二氧化碳焊资质的焊工。这项工程焊接难度极大，大部分是高处作业和狭小空间内施焊。那些天，她们几个每天穿戴着笨重的护具，拿着几十公斤的焊接设备爬上爬下，在几米高的平台上作业。有时，为了完成一个焊接点，她们不得不蜷缩在狭窄的缝隙中，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无法抬头，只能保持一种极度不舒服的姿势进行操作。

最上方的焊接点位，只有个子最高的骆建宁伸长胳膊才能够着。十几分钟、几十分钟，只要一道焊缝焊不完，就算操作的手臂再酸，姿势也不能变。一次接下李文静递来的工具，拖着酸痛的手臂，看着在下面比自己轻松的男焊工，骆建宁突然悲从中来，莫名地想哭。正巧，王喜莲穿着厚重的皮衣，戴着焊帽，刚从两米多高的平台上下去，迎面遇上了十几人的检查团。当她摘掉焊帽的那刻，众人明显一愣。检查团和男焊工恍然大悟，上面那几个干起活儿来不要命的焊工居然都是女性，不禁竖起大拇指。“虽然当时我头发粘上脸颊，汗水湿透衣背，但我很骄傲。”王喜莲说。

石化厂设备焊接完成时，恰是傍晚。撤场时，骆建宁回头望了一眼在夕阳中闪闪发光的设备。“就这一眼，所有的辛苦、委屈全都烟消云散了。”　　　　　　

女飞手，翼在蓝天

文|郭仪

荆焕敬进行无人机起飞前的检查。

决定了，我要飞

2019年5月末的一天清晨，鞍山、本溪、辽阳三市交界的群山中，一辆工程车在路边停下又迅速开走，留下孤零零的荆焕敬。

这是她第一次独立执行高压线路巡线任务，也是她成为无人机女飞手的第三个月。年初，她所在的辽宁省送变电工程有限公司线路运维部门开始“招飞”，这是公司第一次大规模对内招募无人机飞手。报名的人有20多个，原因各不相同：有人觉得和天南海北跑施工比，这份工作可以离家近些；有人想多掌握一门专业技术；还有人认准这是个新生事物，挑战多机会也多。

荆焕敬是最后一类人。当爬电塔不再是检查工作的必须，性别差异就会被缩小很多。她要迎上这个时代，一如她的微信签名：勇敢的人先享受世界。

做这个选择，意味着跳出舒适区，这种感觉荆焕敬并不陌生。上一次是她毕业时从弱电领域的计算机到强电领域的超高压输电；这一次，她又要从超高压输电工程的技术员，把注意力投向当时还被很多人看成玩具的无人机。她对自己很有信心，源于自己的乐天派，也源于业余时间喜欢的电子游戏，这个看似“不务正业”的爱好在她眼里别有洞天：无论是游戏机还是无人机，都是走在科技前沿的东西，这个会飞的大玩具，她愿意去尝试和挑战。

荆焕敬是第一批报名的，后来她发现自己并不孤独，20多人里有9个女同事。职场上的女性从不缺乏闯劲儿，从20世纪末南下沿海的打工妹，到如今的新业态就业者和新型职业，她们走出家门，和他们同场竞争，将一个又一个男性专属的刻板印象打破。数据也提供了例证。《中国职场性别平等发展报告》显示，超五成女性有跨行业转型的想法。

想飞得更高的她们，从不孤独。

技术比性别更重要

3个月的培训结束后，荆焕敬在鞍山保线站开始了“飞翔”。这一年，公司高压输电线路的运维长度从3500多公里猛增到约5400公里，日常检查的主流方式仍是人工登检，但使用无人机已成为整个电力系统的趋势。

为避免占用耕地，影响交通和居民生活，高压线路的架设通常远离人烟。电塔平均间距500米左右，远一些的大约1000米，很多建在山上或是山的另一侧，这让荆焕敬一个月瘦了七八斤。她对此并不介意——平时自己喜欢运动和健身，就当减肥了。

山路上通常没什么人和事可消磨，几座塔检查完毕就到了中午，风也大到不再适合无人机放飞，工程车会把她接回保线站。但工作没有结束，她要在电脑上读取并检查上午拍摄的照片，找出的隐患包括金具磨损，避雷器、防震锤移位等，还包括鸟儿在塔上做窝。

她排过的最大一颗“雷”出现在一座老电塔的重锤片上，起固定零件作用的销针发生了脱出，这意味着高压线有可能掉下来。她收到了500元奖金以及领导的表扬。“挺有成就感的！”五六年前的事情重提起来，她语气里还是带着兴奋。

敢闯带来的不只有奖金和赞扬，还有自信和底气。

临近傍晚，风力稍小时，工程车会把荆焕敬再次送到巡检现场，进行下一轮检查。看似辛苦，但已比之前的效率高了很多。“人力巡检，一天大概是三四座塔，用无人机一天最多可以检查10座塔，而且更安全。”她的潜台词是：值得。

站里原来只有男同事，荆焕敬她们的到来，为他们的工作和生活带来一些拘束，但看到无人机的高效，他们也真心接纳了她们。这些走进传统男性领域的女人，也开始书写产业升级中的新性别叙事。

女飞手的最大优势是什么？荆焕敬说，大概是“炸机率低”。但荆焕敬和她的女同事们，可不是拿谨小慎微换低炸机率。相反，她们总是比班里的男人们更大胆。“飞过无人机的都知道，高压线附近是无人机的禁区，我们每一次巡检，都是在勇闯禁区。”日常工作中她还会更进一步。根据避障要求，无人机不得靠近拍摄目标3米以内，但“想看清，就得靠上去”，她的操作红线通常在两米上下。

再靠近些？在高压线强磁场的作用下，无人机真的会掉下来，其中分寸被她总结为“若即若离”。为了这份精准，冬天荆焕敬戴的是露指手套。有时她会遇上好奇的村民，他们一边看一边啧啧称赞：“这小姑娘飞得不错。”

现在，仍然保持炸机和摔机零记录的荆焕敬，已与手中的无人机形成一种默契：技术能力比性别更重要。

成为一个变量

如今，荆焕敬成了公司无人机创新工作室的成员，负责无人机平台工作和技术创新。在敢闯的基础上，她对自己的要求又多了一个敢想，“能把大胆的想法变成现实的那种”。

无人机可以发现问题，但解决问题还要靠负责维修的同事爬上电塔，荆焕敬对他们是感激而钦佩的。对当年帮过自己的老同事而言，安全绳是必不可少的装备，但第一个上电塔的人却没有安全绳的保护。

“能不能用无人机挂安全绳？”现在该轮到自己帮助他们了。荆焕敬和同事尝试用无人机把带有自动锁闭功能的安全绳挂上电塔。“已投入使用了，效果还不错。”她笑着说。

荆焕敬会在培训中看到当年保线站里的老大哥，他们也开始学习无人机操作，还会和她一起交流。他们的共识是，无人机的应用让工作效率大大提高了——在这个男性主导的行业里，先行一步的荆焕敬她们已经构建起自己的职业话语权。

在2024年公司举办的无人机大赛团体赛上，荆焕敬看到了5位女选手，其中一些正是当年的“黄埔一期”，而她则和一群男同事合力拿下了团体赛的冠军。这几年，新飞手的培训场上同样有荆焕敬的身影。作为唯一的女教头，90后的她已在男性的专业领域中闪闪发光。在不远的将来，那些选择人机交互、人工智能、可持续能源等新兴和交叉领域的00后女孩儿，将同样在自己的专业领域上闯出一片天，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重要变量。

如今，抱着无人机下楼的荆焕敬会下意识地侧起身子，护住无人机。放飞无人机前，和刚接触巡检线路时一样，她习惯性地紧了紧旋翼，检查机臂紧固是否到位，之后退到5米之外的安全距离，端起外观酷似PSP游戏机、只是多了两根天线的遥控器，一言不发，整个人沉浸在屏幕里。地面上腾起的烟尘中，一架机身直径超过1米的无人机喷薄而出，接下来，遥控器的显示屏上，夕阳下的大地舒展开来。　　　　　　

即刻播报，风雨阴晴任变迁

文|吕佳

崔景琳每天都要对庞杂的数据进行分析，对天气做出准确预报。

哪里降雨量最大？影响是什么？依据是什么？当气象预警信号即将发出，气象预报员崔景琳总会面临这样的“灵魂三问”。提问的是同事，是领导，更是自己。

她和同事们，要为沈阳市920万人的日常工作、生活和出行，从气象角度“拿主意”。

回家的时间

利落的短发别到耳后，眉头紧蹙，指尖在4块监测屏幕上来回滑动，这个标志性的动作已经陪伴崔景琳——沈阳市气象台最年轻的首席预报员，走过12年风云变化。

崔景琳熟练地从电脑中调取雷达、卫星云图等各种监测数据，每一个数据都传递着各种各样的微妙信息。收集完数据，她一头扎进分析工作。面对密密麻麻的数字和复杂的气象模型，每一个天气系统的预报偏差都可能导致预报结果不准确……这一日是甲辰龙年岁末，暴雪将至。中期预报发布后，气象台的“问雪”热线不断响起：“降雪大不大？什么时候下？大到什么程度？对回家的路有多大影响？”

“1月26日夜间到27日白天都是大雪的量级，27日夜间，降雪的强度逐渐减小……”在这场春运中的降雪到来之前，崔景琳在接受媒体采访时道出自己的判断。这是她反复比对十几个预报模型，结合十几年工作经验周密分析的结果，也给家住外地的人们指明了回家的时间窗口。

1月26日傍晚，雪花如约而至，此时崔景琳已回到300公里外的吉林老家。“人不在单位，但心里不可能不惦记着这些事儿”，虽是春节假期，她还是习惯地在APP上调出各种预报和数据。6岁的儿子一直在嘟囔“能不能不再看手机了”。但她仍以十几分钟一次的频率，刷到了沈阳雪停。“确认这场雪的整体情况与自己的预报基本一致后，我的假期才算真正开始。”崔景琳说，天气过程与预报一致，是每个气象预报员的追求。

气象预报员大多是和崔景琳一样的女性。“气象预报工作经常是细枝末节的，需要耐心和细致，思考时不错过每一条线索，行动时不丢掉每一个细节。但光有耐心和细致，可算不上一名好气象预报员。”崔景琳说。

生活指南分发者

观察沈阳市气象台的微信公众号及各个气象APP会发现，除了气温和天气，还有一系列生活气象指数预报：洗车、感冒、穿衣、紫外线、晨练、舒适度、道路结冰等。这些和天气预报一起被统称为“预报产品”，背后同样有崔景琳她们的贡献。

她们也会做出一些更“高大上”的预报：大风天，她们会给工地和森林防火提建议；下大雪，会提醒相关部门注意体育馆之类大跨度建筑的安全；种庄稼，要考虑土壤墒情……这些都是气象产品的精细化体现。在崔景琳看来，这背后是一场技术革命。

曾经的观云识天，大气科学专业毕业的崔景琳并不陌生，她的爷爷和父亲更是做过气象观测员，但这仅限定于头顶的一片天和短时间的一个情况。现代科技手段能让她看到的时间更远，看到的天更大，“我们能做的精细化的产品也更多了”。

夏日的下午，我们在手机上会看到两三个小时后即将发生的强对流预警，这也是崔景琳她们的重要工作内容——一种关于气象灾害的“临测产品”。她曾在9个小时内参与了16条灾害预警信号的发送。

气象灾害预警同样是一种预报产品，它会被通报给市委、市政府，以及交通、教育、水务、应急等部门，并由各单位根据预警信号的种类级别和防御指南，组织实施气象灾害及衍生灾害的防御工作。“预报员的成就感不在晴天，而是那些特殊甚至可能成为灾害性天气的日子里，城市依然安然无恙。”说这话时，电脑屏幕蓝光呼应着崔景琳眼中跃动的光。

2024年7月下旬，超强台风“格美”的外围云系将给辽宁带来一场历史级别的大暴雨。“大的天气趋势，省局和国家局已经做了判断，地方单位要做的是精确到某个区几点开始下雨，降水量是多少，这对市民更有指导意义。”崔景琳说。

“崔首席，这份材料你要把一下关”“崔首席，你看一下这个数据”……每一次经历特殊天气，预报员的精神都会高度紧张。面对雷达图、天气图、卫星云图，她和同事们一次次分析、一遍遍讨论，最终精准地预报出了降雨时间和强度。

接下来，她和同事替沈阳市民拿了个主意：“非必要不出行。”然后是沈阳各大景区的纷纷停止开放、风险区群众转移、线下教学停止、火车和有轨电车临时停运、浑河和蒲河上的橡胶坝开始放水……大雨如期而至，沈阳的1小时雨强、3小时雨强、6小时雨强、12小时雨强、24小时雨强均突破历史极值。得益于准确的气象预报和积极的预防措施，城市平安度过了这场暴雨。在“气象部门预报员联盟2023—2024年度优秀预报预测案例”评比中，这一预报获得了三等奖。

果断相信自己

曾经，气象预报员靠的是观云识天，如今靠巨型计算机运算就可以得出结果，这个职业存在的意义又在哪里？在崔景琳看来，这恰是考验预报员功力的地方。“感觉有些类似‘尽信书不如无书’吧，现在的预报模型很多，每一个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我们会把它们融合起来进行分析和推演，再结合经验，做一个本地化的处理，给出结论。”

崔景琳说，某地的天气不只取决于当时当地的大气环境，还受地形等因素影响。拿沈阳来说，东南部和东部是山区，北部整体上地势较平，即便是同样的天气系统，具体的天气情况也会有差别，这些微妙之处正是深耕当地的预报员更熟悉的。

对此，崔景琳的一个窍门是先看实况，然后选出和实况接近的预报模型，再顺着它的预测思路继续推演，同时还要考虑跟其他模式不同的地方。

崔景琳坦言，选择困难症做不了气象预报员这一行，这份工作需要一些杀伐决断：“不是‘慢慢干完就够用’的一个状态，它需要保持高效率。天气结论确定后，我们还要判断自己接下来需要去干什么，需要给哪个部门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沈阳市气象台现有的4位首席预报员都是女预报员，也常在媒体的采访中亮相。她们干净利落的气质透露了性格上的共同点：果断。在这里，拖泥带水不是干不完活儿的问题，而是影响市民生活甚至人身安全的问题。

崔景琳最看重的是极端天气预报，但她记得最牢的，是几次不够精准的预报，大多发生在刚入职的那段时间。“不准大多是降水量出现误差，这对我的伤害比较大，所以记得比较清楚。”她觉得，从降低灾害性天气影响的角度讲，当然是宁空勿漏为佳。但从服务角度来讲，这却是一把双刃剑——“说好的雨哪儿去了呢？”普通人难免会有些关于“狼来了”的抱怨。

面对这种情绪，崔景琳很理解：“这也是对我们个人业务和内心方面的一个激励吧。”正如气象圈子里的一句话：学大气的人，本身就很大气。　　　　　　

他眼中的彼岸花

我眼中的仪表盘

文|王雷

         高原动车组试验项目让宋杨深切体会到岗位的价值。

女人当自强

7个月的时间内，要让复兴号驶上“世界屋脊”。

接到这个任务是在2020年深秋，宋杨正准备来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和家人一道看看身边的风景。宋杨是中车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机车开发部网络控制设计师，常年同机器和代码打交道。她有时候会觉得作为一名女性，整天泡在机车和数据中会让自己丢了本色——感性，所以她就策划了这次旅行。

可正当她想感性一把的时候，任务就来了。

复兴号在西藏通车的任务，宋杨起初是不敢相信的，在机车圈深耕多年的她，知道这个任务意味着什么。宋杨清楚地记得领导第一句话是：“这不仅是一项技术任务，更是一项政治任务。”

二话不说，宋杨当即接下任务，并下了保证：一定在2021年7月1日前让复兴号畅行西藏，迎接建党百年。

宋杨分配到的具体任务是负责复兴号列车的控制系统。这项任务的艰巨性外人很难理解，宋杨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做之前没人做过的事儿。”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和在西藏修路比起来，蜀道还是个“小老弟”。全长仅117公里的西藏墨脱公路修了整整50年，直到2018年才通车；改变西藏无铁路历史的青藏铁路，则和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南水北调统称为“中国新世纪四大工程”……“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歌词一言以蔽之。

复兴号动车组的控制系统来到西藏，要实现的是双源动力集中动车组。何为双源？即一端为内燃机车牵引，另一端为电力机车牵引，两种完全不同的动力集于一身，如同一个人，左手持枪，右手拿剑，要通过控制系统这个“大脑”，实现身体协调，还要上高原打擂台。

复兴号采取双源动力也是因铁路线路而定。在西藏，拉萨到日喀则的线路是非电气化的传统铁路，只能采用内燃机车牵引；而拉萨到林芝则是电气化铁路，采用电力机车牵引。机车要根据线路随时切换动力系统，难度可想而知。更难的还有高原缺氧，柴油机燃烧不充分、不能发挥最大功效等因素。

“天路在前，选我可不是要以柔克刚。”宋杨心知肚明，是她做研发时的冷静和理智，让自己从一众男性工匠中脱颖而出，成为中车集团高原复兴号型式试验组唯一的女性。

三人任务组成立后，2020年11月，宋杨就和两位男组员迅速奔赴湖南株洲，进行动车组牵引变流系统的地面联调工作。进藏的复兴号采用的是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的变流模块，宋杨攻克的控制系统嵌入其中。她和男同事三班倒，24小时不停联调。这是极为枯燥的工作：要敲打出一行行代码输入控制器，代码在控制器运行之后看实际运行参数，上百个参数要协同联动，一个参数出现问题，就要重新调整输入代码，如此反复。

人一旦陷入机械反复的脑力劳动，时间就开始变得模糊。有一天宋杨接到家人电话，问她何时回家过年，宋杨才意识到，已奔赴他乡几个月，春节都快到了。株洲所的同事得知后，开始“赶”她回家过年。可宋杨拖着不走，直到腊月二十八才返回大连。但落脚地也不是家，而是中车大连公司的试验台。她在试验台一直忙到正月初五，第二天又南下株洲了。

当株洲柳树抽芽之际，宋杨牵引变流系统的控制模块调试完毕。随即她又返回大连，开始攻克内燃机车的控制系统。在大连旅顺口的试验线路上，宋杨提速再提速，跟车日夜奔驰，调试控制系统。一个多月的时间，宋杨的头脑被各类参数和代码填满，每天调试到半夜方驱车回市内，放眼空荡荡的马路，“看红绿灯都觉得像仪表盘”。宋杨后来谈起这段经历，会笑着打趣自己的过于理性：“但凡感性一点儿，都会觉得像彼岸花呀、星空中的璀璨宝石呀，可咱被理性占领到高地了，只能想到仪表盘。”

2021年5月9日，复兴号驶向高原，提前奔赴西藏。

火车一路穿行，从青海的格尔木向拉萨攀升。宋杨听过无数次《天路》，但当她真正乘着火车驶上高原时，才真正理解什么叫“神奇”。一望无际的戈壁，满目遥岑的苍黄，天地之间，青藏铁路横亘其中，仿佛直奔云霄而去。行驶途中的一幕让宋杨终生难忘：前方的铁路两旁，藏族群众捧着洁白的哈达，用最高的礼节来迎接即将开通的列车。

2021年6月25日，复兴号动车组缓缓驶出拉萨火车站，向林芝市进发。这标志着西藏首条电气化铁路建成，复兴号从此实现了对祖国大陆31个省区市全覆盖。

此时的宋杨，已连续工作6个多月，日夜兼程地工作，让她极度疲惫。当火车驶入西藏，她瞥向窗外，一排护路工远远站在前方，整齐地向列车敬礼，那一刻，宋杨一扫疲惫，她第一次感觉陪伴了多年的火车机车被赋予了生命。

         宋杨在远程观测机车运行数据。

技术的味道

从外表看，宋杨文静内向，有些柔弱，很像《红楼梦》里感性的林黛玉，着实难以把手拿焊枪的形象和她联系在一起。

宋杨的这种割裂感，不只在工作后才有。大学时代的她，每逢上大课，老师拿出压轴题时，偌大的教室就变得静寂。每每瘦小的宋杨站起来，在男生的注目下，在黑板上给出清晰的答案。老师对宋杨投去赞赏的目光，男生们的脸上火辣辣。

解难题让宋杨很兴奋，无论是工作中还是生活里。即便在辅导孩子作业的时候，她也总会问儿子：“解出数学难题是不是特别爽？理性分析层层解剖是不是特带感？”

研究生毕业后，宋杨直接被中车大连公司签下。在为数不多的女性新员工中，企业格外看重宋杨的特别之处，给了她自由空间——除了日常工作，可以待在实验室里搞创新。

“那可是一个新大陆。”宋杨说，实验室里装着无限可能，但她还是从简单的电路板起步。她渐渐发现，每做成一个完整运行的电路件，可比学生时代解开一道难题的成就感大多了。

成名作是一个叫励磁斩波器的元件，那也是实验室作品走向市场的第一次。宋杨每天绘制原理图，再依照原理图将各种电路器件焊接在电路板上。一次她把电解电容画反了，一送电，电解电容立刻闪爆，崩得她满手鲜血。这样的苦头宋杨吃了不少，但每当这时，宋杨就会觉得，离成功不远了。

宋杨没有被过多情绪裹挟，相反，因为那份特有的理性，她会迅速找到问题关键，逐一攻破。不久，这款用在香港地铁系统上的励磁斩波器，让宋杨第一次体会到实现自我价值的爽快。

励磁斩波器的小试牛刀，让宋杨变得更加跃跃欲试。攻关课题是攻克当时世界最先进内燃机车的微机网络控制系统，是百分百的“卡脖子”难题。宋杨领到的“试卷”是其中控制系统的一部分，她需要做的是将引进国外先进内燃机车网络控制系统的密码层层解析，读懂后演绎成国产的系统。“有时候搞不懂对方为什么会这样设计。”在宋杨看来，搞这类系统的技术攻关有些像谍战片的密码破译，表面看似简单，只有撇开杂念、理性剖析才会发现原理所在。宋杨在解析一些参数之后，逐渐完善，在组件重构的循环往复中，形成了自己的技术体系。

“这或许是总选我来做重要项目研发的原因吧，毕竟偏理性或感性都不是最优项，能实现1+1>2才是最理想的。”宋杨觉得，技术传承不仅是火炬接力，更是星火燎原，她迫切地想带动更多的人开展技术创新。

为产生越来越多的“最优项”，公司专门成立了以她名字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在那里，宋杨召集了大批和她一样致力于技术攻关的技术人员，她们大多是女性。渐渐地，创新工作室成了“头脑风暴”和模拟车间的结合体，宋杨的身影也成了年轻设计师们最熟悉的坐标。每每遇到技术瓶颈，宋杨都会把西藏的故事讲给大家听，边讲边做实验示范给大家看。每当技术难题被宋杨轻描淡写地化解时，同事们都会不约而同想起宋杨另外一个故事——那双被闪爆崩出血的手。

如今的她，对那个故事里的手也有了新的解读：“是技术的味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