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首所大学，博洛尼亚大学开创了富豪捐款的筹资方式。图为中世纪富豪捐建的博洛尼亚大学图书馆。

2024年被卷入各种舆论风波的中国首富钟睒睒，突然在2025年初宣布，将捐款400亿元人民币建大学。近些年来，似乎很多富豪都热衷于给大学捐款，甚至直接投资建大学。说起来，向大学捐款其实是源自西方的一种传统，这种传统可以被称为一种文化，也可以被称为一个“江湖”。但在近些年的欧美发达国家，富豪向大学捐款已变得越来越微妙，文化味儿越来越淡，江湖气息越来越浓。

校长们拼了

大学捐款的传统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大学刚刚出现的年代。世界第一所大学——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成立之初，就是接受了各方贵族和富豪的捐赠。从那以后，欧洲社会基本形成一种共识：大学依靠政府的拨款和学生的缴费维持基本运转，如果想扩大规模、提升层次，所需资金就要通过更多渠道筹集，社会慈善捐助是其中重要一项。因此，即便在如今的欧美，捐助也是决定学校未来发展水平的关键因素。美国的斯坦福大学在20世纪50年代之前并不十分有名，但随着IT业的发展，斯坦福大学培养的大批学生成为在硅谷创业的富豪。这些校友成功后的慷慨捐赠和无偿服务，让斯坦福大学一跃成为世界顶尖大学。

在全球高等教育舞台上，名校之间的竞争早已超越学术成就的比拼，演变成了一场激烈的“军备竞赛”。而这场战争的核心武器，便是巨额捐款。但富豪的捐赠并不全都是主动，很多来自大学的争取，甚至演变为一种竞争。在2020年纽约曼哈顿的一次顶级晚宴上，哈佛校长亲自为一位科技巨头倒酒。从社会地位上讲，这一行为属于明显的纡尊降贵。科技巨头受宠若惊。但校长在随后的闲谈中巧妙地提出：“我们的量子实验室缺一台价值5000万美元的超级计算机。”这种方法显然奏效，这位科技巨头后来确实捐赠了一笔可观的资金。2022年，哈佛大学的联合团队宣布了他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突破：在计算过程中实现了量子纠错。一位参加过此类晚宴的富豪私下吐槽：“这些校长比华尔街的销售还能说，我差点儿当场签支票！”

相比之下，斯坦福大学则采取了更为直接的方法。他们的招生官带着潜在捐赠者参观校园时，指着某栋老楼叹气：“这里原本可以成为全球最好的AI中心，可惜资金不足。”这种方法不仅展示了学校的实际需求，也成功激发了捐赠者的同情心和责任感。

美国现代慈善之父安德鲁·卡内基在100多年前就明确指出，大学是捐赠财富的最佳领域之一，因为大学对国家科技、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富豪也把这种捐款视为一种荣耀。但随着大学数量的不断增长以及规模的扩大，名校之间寻求捐赠的竞争变得越发激烈，一些学校甚至开始设立专门的团队来研究如何更有效地吸引和管理大额捐赠，事情逐渐有些变味儿了。

一枚棋子

卖冠名权成为大学获得资金最快捷的方式。在全球顶尖学府中，冠名权已成为一种新的奢侈品。它不仅象征着财富，更是身份和地位的体现，例如约翰·保尔森以4亿美元换得哈佛工程学院的冠名权。在美国，名校冠名权的定价体系已然形成：500万美元，一间阶梯教室；1亿美元，一座图书馆；4亿美元，整个学院的命名权。

某位华尔街大佬曾豪掷2亿美元欲冠名母校法学院，却被婉拒，理由是“金额不足”。校长委婉提醒：“隔壁商学院的冠名费可是5亿美元。”这位大佬不甘示弱，当即加码至6亿美元。

游走在欧美国家的大学校园可以发现，从教学楼到实验室，从图书馆到体育馆，几乎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捐赠者的名字。虽然这些名字代表着慷慨解囊的精神，但也引发了关于教育纯粹性的讨论。一些学生抱怨说，他们每天进出的不是知识殿堂，而是一座座“富人纪念碑”。

大学有自己的发展算盘，而富豪也开始变得越来越“聪明”。他们巧妙利用学校之间的竞争，试图通过捐款实现自己的目的。当巨额捐款流入名校账户时，公众往往看到的是慈善的光辉形象。然而，隐藏在这些捐赠背后的秘密协议却揭示了一个不同的故事。佛罗里达州立大学最近泄露的一份捐款合同震惊了整个教育界，这份合同详细列出了查尔斯·科赫基金会提出的多项苛刻条件：干预课程设置，要求学校必须开设至少3门经济学课程；审核教授人选，所有相关课程的教授需经过基金会严格筛选；研究成果优先权，任何与基金会资助领域相关的研究成果必须首先提供给科赫工业集团。

类似的情况并不少见。硅谷某科技巨头向加州一所知名高校捐赠数千万美元时，提出的要求更加离谱——计算机系必须每年招收至少5名其公司员工的子女。校长事后自嘲道：“我们这是开学校还是办企业家属院？”

据统计，美国约60%的定向捐款都附带某种形式的隐形条件，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种类型：设备指定，必须使用其公司生产的特定设备；就业推荐，希望学校为其企业输送更多优秀毕业生；学术方向引导，试图通过捐款影响学校，使其符合自身商业利益。这使得很多大学新开设的院系成为“定制版”，严重影响了学术研究的自主性和独立性。

这还不算特别过分，富豪大手笔的捐赠夹带的其他目的则更令人难以接受。2018年，布隆伯格向母校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捐赠18亿美元，表面上彰显了他的慷慨，但实际上却是一场精心设计的避税游戏。

美国税法允许个人捐赠额最高可抵免60%的应纳税所得额。这意味着，对于像布隆伯格这样拥有巨额财富的人来说，每一次大额捐赠都能带来显著的税收减免。值得注意的是，许多富豪并不会一次性支付全部捐赠款项，而是签订长期分期付款协议。布隆伯格与霍普金斯大学签订的就是一份为期10年的捐赠协议。这种安排不仅减轻了短期财务压力，还使得捐赠者能够在较长时期内持续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除了直接现金捐赠外，富豪还经常利用升值资产进行捐赠。例如，捐赠者可以选择将手中持有的股票或其他有价证券转让给学校，而非出售后再将收益捐出。这样做不仅可以避免缴纳资本利得税，还能进一步放大捐赠金额。

更为突破底线的是某些富豪通过捐赠艺术品等难以估值的物品来达到避税目的。一位资深会计师揭露称，他曾见过有人将一幅估价仅几十万美元的艺术品虚报成数百万美元后捐给高校博物馆，从而获得了远超实际价值的税收减免。

还有就是通过捐助让自己孩子上名校的情况，2019年轰动全美的大学招生舞弊案只是冰山一角。调查披露的价格表显示，进入名校的成本远比想象中昂贵：捐50万美元，可保证子女进入体育特长生名单（无须真正参与训练）；捐100万美元，SAT成绩可“弹性处理”；捐500万美元，可直接进入校长推荐名单。

名校自救，倡导阳光

捐款的变味儿只是一方面，变味儿的还有钱的去向。这些钱全都用在了科研或教育事业上了吗？ 

2023年，英国一所大学因陷入“利用研发费用为助理发放特殊津贴”的丑闻，被迫公开了全校教职工的收入等级划分以及资金来源。谁想这一公布却让全社会发现了另一个重大潜在问题——该校年度捐款中竟有40%被用于支付高管薪资。其中，校长年薪高达45万英镑，远远超过普通教师收入水平。此外，行政人员的数量也在逐年攀升，形成了庞大的官僚体系，大学获得的捐款，成了这些人的高薪来源。

另一个常见问题是“面子工程”。例如，美国加州某大学耗资数亿美元修建了一座名为“未来科技馆”的豪华建筑，然而这座设施实际上成为校董们的私人会所，普通学生很少有机会使用。类似的例子还包括奢华的办公楼、高档餐厅以及装饰华丽的礼堂。

更糟糕的是，部分高校在资产管理方面表现不佳，甚至出现了严重的投资亏损。例如，哈佛大学基金会曾因错误判断市场走势而导致11亿美元蒸发。面对巨大损失，校方不得不削减贫困生助学金预算，将风险转嫁给弱势群体。

当然，名校们也意识到不能任由捐款文化继续被利益腐蚀下去，变成“江湖”。各大名校纷纷采取措施应对。哈佛大学率先推出“黑名单”制度，明确拒绝接受那些附带课程干预条款的捐款。此举旨在保护学校学术自由不受外界干扰，同时也向社会各界传递了一个强烈信号：教育不应成为任何人实现私利的工具。

牛津大学则采用了另一种创新方式——“冠名保质期”。根据规定，任何通过捐赠获得冠名权的建筑，如果捐赠者未能在20年内继续追加投资，其名字则将自动从建筑物上消失。

在斯坦福大学，一个名为“捐款监察会”的组织应运而生。他们定期发布报告，追踪学校收到的每笔捐款及其使用情况，并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向公众传播相关信息。

总体看，在全世界范围内，现代高等教育都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一方面，巨额捐款为学校带来了急需的资金支持，促进了基础设施建设和科研发展；另一方面，这些资金往往伴随着诸多限制条件，甚至可能扭曲学校的办学方向。在这种情况下，高校如何平衡社会责任与经济效益成为关键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