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隔南北塞浦路斯的隔离带。

二战结束后，国际地缘政治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受冷战对抗和民族独立浪潮的影响，许多国家发生分裂，他们的首都也在对抗中一分为二，诸如柏林、耶路撒冷等。这些“分裂的首都”被高墙和铁丝网隔开，即使近在咫尺，也很难到达城市的另一侧。20世纪末，德国等地重新统一，但塞浦路斯岛至今仍处于分裂状态。柏林墙已被拆除30多年，而这里却仍像是一块困于冷战的琥珀。

不是“冤家”不邻居

塞浦路斯岛（以下简称“塞岛”）很小，面积不足我国海南岛的三分之一，人口也只有100多万。但它地处西亚、北非和东南欧的交界地带，扼守着连同三大洲的海上要道，是一个战略位置极其重要的岛国，其非比寻常的现象便是佐证。

从地图上看，整个塞浦路斯版图被一条长达300公里的绿线一分为二，也就有了南北塞浦路斯的区分。但有趣的是，南北塞浦路斯的首都均设立在尼科西亚，也就是在“隔离带”上。那里悬挂着两种不同的旗帜，实行着两种不同的制度。就连电话、邮政系统、交通网络和基本设施都完全不同，南北两边的车辆也互不通行。有些道路两旁还有许多铁丝网和水泥墙等用来隔离的东西，堪称现实版“柏林墙”。

塞岛有几个重要邻国：北邻土耳其，南邻埃及，东邻叙利亚，西邻希腊。最早影响这里的是希腊。希腊地形破碎，缺乏平原，为满足生存需要，希腊人在地中海东岸建立殖民地。早在公元前2500年，希腊人就来到塞岛，在今天的尼科西亚建立莱德拉城邦。因塞岛扼守地中海东西方航线的战略位置，所以自公元前15世纪希腊人殖民起，这里就逐渐成为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交汇的前沿。

在希腊文明被其他势力征服之后，无力自主的塞岛又先后被亚述、古埃及、波斯、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等多个强大势力征服。不过，这一情况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将拜占庭帝国推翻之后发生了变化。

1571年，塞岛被土耳其人建立的奥斯曼帝国征服，从此土耳其开始插手塞岛，通过移民政策引入土耳其族群，形成希腊族（东正教）与土耳其族（伊斯兰教）并存的格局，埋下了宗教与民族对立的隐患。1878年，土耳其将塞岛租给英国，1925年变成英国的直属殖民地。英国接管塞岛后，开始强化族群分治政策：希腊族占主导地位，土耳其族作为“平衡力量”被赋予副总统否决权。1960年，塞浦路斯人民不断反抗，终于宣布独立，成立塞浦路斯共和国。英国、希腊和土耳其三国签订《苏黎世—伦敦协定》，确立两族共治，由希腊和土耳其两个民族组建联合政府，进而解决民族矛盾。英国则保留两处军事基地。但由于权力分配不均以及宪法漏洞，为后续希土冲突埋下了伏笔。

果然，好景不长，联合政府仅维持了3年。因为土耳其人想要平分权力，希腊人则想继续按人口数量来分配权力，由此产生矛盾。于是，两族于1963年爆发武装冲突，时任英国驻塞岛部队指挥官彼得·杨用绿色铅笔在地图上画了一条假想的停火线——正是这条“绿线”日后将塞岛一分为二。

南北分裂三大因

1961年8月13日，民主德国一夜之间在柏林建起铁丝网围墙，将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物理隔绝。这道长约155公里、由混凝土筑起的屏障，是冷战意识形态对抗的实体化象征。它将柏林一分为二，东柏林主张社会主义，西柏林则主张资本主义。柏林墙的存在不仅阻隔了家庭与社区，也成为自由与压迫的代名词。

28年零3个月后，柏林墙被拆除，这被西方世界称为“历史性的时刻”。次年10月3日晚，时任联邦德国总统里夏德·魏茨泽克在柏林宣布两德正式统一，国名正式变更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

与柏林墙被拆除后德国迅速统一的情况不同，尽管塞浦路斯的绿线作为分界线，已被部分开放，但南北塞浦路斯之间的政治对立与社会隔阂仍然存在。土耳其与希腊的斗争、大国势力的干预以及其内部的种种社会矛盾，共同构成塞浦路斯分裂的复杂原因。

首当其冲的是积怨已久的血海深仇。一战后，战败的奥斯曼帝国被协约国瓜分。1919年5月，希腊在英国等国的支持下出兵占领小亚细亚西部城市士麦那（今伊兹密尔），试图实现“大希腊主义”的领土主张。此举遭到土耳其民族主义者的强烈反对，于是民族英雄穆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成立安卡拉政府，组织抵抗。3年间，希腊军队凭借协约国的支持深入安纳托利亚内陆，一度逼近安卡拉，入侵土耳其本土，并对土耳其人民进行了大屠杀。这是两族之间仇恨的根源，也是导致南北塞浦路斯不和的深层原因之一，而不像德国，民族构成一致，没有复杂的民族矛盾。   

其次是领土争端。在历史上，塞岛主要生活的是希腊裔，在1570年被奥斯曼帝国占据后，鼓励土耳其裔拖家带口移居塞岛，使岛上形成希腊裔和土耳其裔并立的状态。同时，希腊与土耳其又都将塞岛视为地缘延伸。希腊想要推动将塞岛与自身合并的“意诺西斯”运动，土耳其则以“保护土族权益”为名干预。1967年，土耳其另立政府，1974年希腊发动政变想要推翻前者。但70公里外的土耳其看到同胞有难，决定介入双边冲突，发动了“和平行动”军事入侵，并立即向塞岛派兵，占领了北部三分之一的领土。土耳其还将岛上南部的土耳其裔向北迁移到土耳其占领区，并将占领区北部的希腊裔驱逐到南部。

在两族之间多次发生武装冲突后，最终根据联合国划定的“187英里绿线”建立缓冲地带，将塞岛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属于塞浦路斯共和国，得到国际社会的承认；北部属于北塞浦路斯土耳其共和国（1983年宣布独立），仅得到土耳其一国的承认。从此以后，塞浦路斯开始长期处于南北分裂的局面，两族的两个政权将其首都尼科西亚一分为二，使其成为除耶路撒冷之外世界上唯一被分割的首都，希土矛盾也进一步加深。

最后是宗教问题。希腊是东正教的发源地，其圣城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被土耳其人攻占，改名为伊斯坦布尔，目前是土耳其最重要的城市之一。几百年来，东正教徒对圣城的逝去耿耿于怀。这一念想不仅导致俄罗斯人和土耳其人的12次战争，更激化了希腊人对土耳其人的不满。

塞浦路斯岛以其迷人的地中海风光，成为全球游客心驰神往的旅游胜地。

伤口不在土地上

当下，塞浦路斯南北双方都有促进统一的需求。土耳其裔控制的北方相对贫穷，经济很大程度上依赖土耳其输血，若能统一，土耳其裔就可以在塞浦路斯的经济增长中获得可观的发展红利。而对于希腊裔来说，若是继续维持分裂状况，土耳其裔在北方“建国”可能会逐步成为被接受的事实，这对于旨在统一的希腊裔来说十分不利。另外，土耳其裔左翼领袖阿肯哲在2015年当选为北塞浦路斯领导人。比起任北塞浦路斯“总统”32年之久的已故领导人登克塔什，阿肯哲对统一更为热心，为希土双方谈判带来积极影响。

不过目前来看，塞浦路斯统一的前景依然不容乐观。希土两族背后是希腊和土耳其，塞浦路斯问题一直受到两国局势的影响。从某种程度上说，塞浦路斯问题是希腊和土耳其战略冲突的延续：希腊控制了爱琴海上绝大多数岛屿，可以说希腊已经扼住了伊兹密尔等土耳其西部主要海港的咽喉；而塞浦路斯是地中海第三大岛，靠近土耳其重要的石油港口杰伊汉和土叙边境重镇伊斯坎德伦，土耳其不能容忍希腊控制塞浦路斯，进而在战略上形成包围，所以必须强力干预塞浦路斯问题，一直在塞浦路斯维持3.5万人左右的驻军。虽然希腊在国际上是个小国，但希腊裔在岛上却是强势一方，这种力量对比是塞浦路斯问题难以解决的最大阻碍。

大国博弈依然干扰着塞浦路斯问题。虽然战略地位比起冷战时期有所下降，但塞浦路斯仍牵扯着其他大国的神经。美国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干预塞浦路斯问题。由于希腊院外集团的影响，美国更支持希腊，引发土耳其的不满。塞浦路斯是东地中海重要的金融中心，是热钱流向东欧的中转站，这又决定了俄罗斯不可能坐视不管。

互不信任是统一的最大障碍。战争导致20万希腊裔与5万土耳其裔被迫迁移，形成南北单一族群聚居区。尼科西亚南部希腊裔社区仍保留被毁教堂的废墟，北部土耳其裔则以奥斯曼建筑符号重构身份，物理空间的割裂演变为文化记忆的对立。虽然双方的谈判取得了进展，但在重大问题上却一直无法达成协议，如希腊裔希望建立中央集权更强的联邦，土耳其裔则主张限制联邦权力，更不必说交换土地和财产问题了。更重要的是，在长期分裂和斗争的背景下，两个语言、信仰、文化完全不同的民族已经存在巨大的心理隔阂，形成截然不同的历史记忆和政治立场。2004年，联合国《安南计划》提出南北联邦制方案，获北塞64.9%支持，但南塞75.8%反对。南塞民众担忧权力分享会削弱主导权，且需承担北塞经济重建成本，将两族间互信的缺失与利益的分歧暴露无遗。

塞浦路斯的困境还揭示了一个更残酷的真相：在民族主义与地缘博弈的纠缠中，分界线可以比混凝土更坚硬。当柏林已变成一座没有隔离墙的“记忆之城”，尼科西亚的“绿线”仍在隐隐阻碍着双边关系发展。而这种对比也构成了理解后冷战时代的钥匙：结构性分裂的遗物可能需要比冷战更漫长的时间来消化，正如希腊作家季米特里斯·利安多斯所写：“我们的伤口不在土地上，而在每个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