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人？

智慧仓运维员、睡眠健康管理师、烧烤料理师……2025年5月8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公示，拟增加17个新职业、42个新工种。

新职业是指经济社会发展中已经存在一定规模的从业人员且具有相对成熟的职业技能，而《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中未收录的职业。

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发轫于1995年，由国家40多个部委（局）组织近千名专家学者对当时的社会职业进行划分和归类。1999年，我国第一部职业分类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颁布，不仅收录了1838个职业，填补了我国职业分类工作领域的空白，还对各类人才的职业发展、对经济社会发展，都起到了非常好的促进作用。但修订大典非常复杂，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不可能在短时间内频繁修订，发布新职业弥补了大典在灵活性上的不足。

与此同时，随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产业结构调整升级，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新职业也随之不断出现并发展起来，特别是一批和大数据、互联网相关的新职业大批涌现，并且就业人群数量庞大，亟待在国家层面上予以认可、规范。在这样的背景下，新职业发布制度应运而生。

2004年8月，中国发布第一批9个新职业，形象设计师和锁具修理工在列，这标志着中国建立了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此后21年间，国家共发布18批次210多个新职业，两次修订大典、更新职业名录，收购员、平炉炼钢工、凸版和凹版制版工等1000多个旧职业从大典中消失。

职业的迭代与创新，始终与技术进步的脉搏同频共振。智慧仓运维员的出现，对应着我国物流自动化率的突破；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的诞生，则标志着人工智能从实验室走向产业应用。从人工智能、大数据到物联网，技术进步成为职业变革的核心推力。

技术叙事之外，社会需求也在重塑职业价值取向。“酒店试睡员”帮助酒店优化睡眠场景，“声音治疗师”用声波助人缓解焦虑。这些职业在10年前的职业分类大典中无从归类，却精准命中了现代人的情感缺口。当吃饱穿暖不再是难题，人们开始追求“睡得好、活得美”，职业市场自然生长出情绪支持、价值实现等供给体系。

从传统的体力劳动密集型职业占主导，到如今知识型、创意型、服务型职业蓬勃发展，新职业也为更多人提供了人生新选项。求职者不再局限于传统的主流职业路径，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特长和价值观，选择更具挑战和个性的职业。这些都是时代抛出的新考题。

新旧交替从来不是孤立的个体突围，而更像接榫——让职业的榫卯结构在时代的木料上咬合得越发紧密，支撑起社会运转的新框架。这个框架的稳固性，既不依赖某个职业的昙花一现，也不取决于少数岗位的耀眼夺目，它源于千万个普通岗位构成的生态系统，既承接传统的养分，又输送新生的能量，恰如人体内的毛细血管，虽不显眼，却是维系文明肌体活力的关键所在。

站在30年的节点回望，1995年启动的新职业发布制度早已超越了“认定职业”的初衷，成为观察中国技术进步、经济转型与社会变迁的重要窗口。而那些在浪潮中诞生的新职业，正像一颗颗种子，在这片土地上生根发芽，生长出属于新质的生产力，书写着属于这个时代的精彩篇章。未来已来，新的职业还将不断涌现，但不变的，是推动进步的力量，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是每个劳动者在时代浪潮中书写的价值。

本刊编辑部

时代的机遇

职业“上新”30年

文|北宸

当时代变革来临，奔向新职业便是顺理成章的事。

荣耀已成往事

1998年版《新华字典》有这样一个例句：“张华考上了北京大学；李萍进了中等技术学校；我在百货公司当售货员：我们都有光明的前途。”

今天看来，大多数人觉得这是黑色幽默，北大毕业生和国营商店售货员，在职业发展和待遇上能一样吗？

时光倒流四五十年，还真就区别不大。在计划经济占绝对主导地位的20世纪70年代，无论是城市里的百货公司、粮店、副食品店，还是城乡的供销体系，清一水儿的国营商店，是物质种类和绝对数量都难称丰裕的年代，人们唯一可以买到东西的地方。

长春人牛丽霞曾是国营鞋帽商场的售货员。“当时人们对鞋的购买力非常强，还没等商场开业，门外就已经聚集了很多顾客。每逢节假日或换季的时候，更是里三层外三层。一些商品还经常出现脱销、断码。商场里的东西根本不愁卖，上什么都能卖光。有的紧俏商品还得托人找关系才能买到。”她回忆道。

旱涝保收，工作条件好，手里还有些“分配决定权”——遇到生面孔，公事公办；见了熟面孔，可以在灯下帮你挑鸡蛋。国营商场售货员职业，一度成为香饽饽。“地位不低于国家干部，就是工作态度让人难以接受。”不少人说。

20世纪80年代，曾有报纸刊登过这样一则故事：一个女人到老中医处挂号看病。老人端详了一阵儿说：“你是售货员，对吧？”女人很吃惊：“你怎么知道？”老人笑道：“我会相面。不少售货员上班总皱眉头，日久天长，两眉之间就比别人窄了！”

源于生活的故事，还有当年的刘晓庆。1980年，她扮演了自以为牛气冲天的国营商店售货员。因角色塑造惟妙惟肖，她斩获第三届大众电影百花奖最佳配角奖。

20世纪90年代中期，随着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国营商业系统改制，商品流通变得更加自由，国营商店售货员这一职业也隐入时代的尘烟之中。

职业更迭的背后是变化与新生。前者指流通体制的巨大变革——中国以计划管理的商品从1978年的近400种减少到1990年底的9种。后者则是1980年前后，因国营和集体企业职位有限，面对上千万名待业青年，各级政府鼓励自谋职业，并大批发放个体营业证，促进了个体经济发展壮大，并最终成为一种合法的所有制成分，形成对旧体制下企业的冲击，也让职业潮起潮落。

同在时代面前消失的，还有票证管理职业。20世纪50年代初到1991年，分发油票、粮票等票证工作是由专门一种职业来完成的。“老北京”刘淑娟回忆：“粮票是3个月发一次，粮票管理员会到居民院里发。几户居民为一组，从中选个有大院子的人家，院里放张椅子，椅子上放一摞牛皮纸口袋，供粮店的粮票管理员坐在小板凳上，招呼大家来领粮票。领的时候，管理员先在登记本上找到领取人的名字，然后在粮本上写上月份和数量，最后从牛皮纸袋里把粮票掏出来，让居民当面数清楚拿走。”

票证的历史，最早可追溯到1953年政务院下达的《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1955年第一张粮票发行，票证制度开始在全国实行。随着国家统购统销范围的逐步扩大，40多年来，我国发行过的各种票证达几十种，常见的有粮票、肉票、蛋票、糖票、布票、煤票，甚至还有茶叶票、理发票。

其中影响最广、与居民关系最密切的，当数粮票。在居民买粮时，首先会被要求出示粮食供应证来“验明正身”。卖出粮食或食品等收回的粮票，粮票管理员会将它贴在报纸上，攒满一张报纸后，再刷上一种特殊的紫色涂料，防止被重复使用。

1993年，国家发布《关于加快粮食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后，粮票和油票被取消，粮油商品实现了敞开供应，伴随城镇居民近40年的票证就此谢幕。与之相伴的是，票证管理员全员转岗，国有粮店退出历史舞台。

类似的还有食品站的收购员。收购员负责收购生猪、鸡鸭蛋以及销售肉食等，在物资相对匮乏的年代，作为连接生产与消费的重要环节，他们有着类似于国营商店售货员的地位。随着市场经济发展，食品流通渠道日益多元化，个体经营的肉铺、综合市场增多，食品站的职能逐渐被替代。收购员开始转向农产品流通领域，有的进入批发市场从事购销，有的为规模化养殖场提供技术指导，职业轨迹随市场变化而调整。

时代是宏大的画卷，也是细节的拼图，人类生活中繁复的职业分工，不仅明晰了责任、划分了资源、提供了机遇，更让每一个个体在时代的经纬中找到安放之地。

车辙碾后出新芽

时代巨变之下，有车轮碾过的尘埃，更有破土而出的新芽。

尤为显著的例子便是保安，这是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一个特殊服务行业。20世纪80年代，在飞速发展的经济建设形势下，根据社会治安防范工作新形势的需要，我国决定借鉴国外经验,在大、中城市创办保安服务公司，承担大型营业性展销、展览和文娱体育等活动以及外商独资、合资企业的保安业务。

1985年，中国第一家保安服务公司在深圳出现，此后广州、大连、上海等大中城市也相继试办了保安服务公司。从此，保安作为一个新兴的特殊社会服务行业在中国诞生了。这也是很多农民工进城的第一份工作，是我国城镇化驶向快车道的第一步。但在1992年，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会同国务院45个行业主管部门编写并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种分类目录》，仍未将其列入。这一用时近4年编写的工种分类目录，仍带着浓厚的第二产业色彩。

新生事物的一大特点，就是不被定义，同时有着旺盛的生命力。到了20世纪90年代，保安又被赋予了另外的意义：承接下岗工人再就业。下岗工人年龄大都集中于35到50岁，这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年纪、身强力壮的黄金职业期。但是他们普遍学历不高，技能一般也只局限在自己工作时的领域。江苏盐城市轴承厂的徐达庆原来是市轴承厂一名职工，下岗后应聘进入盐城市保安服务有限公司，在医院做保安员。“说实话，保安是个很普通的岗位，工资不高，接触人多，服务群众，作用不小。”他曾经拾到过一只装有8.4万元现金的皮包——后来他知道，这些钱是失主女儿看病的钱。2021年，在江苏省委宣传部、省文明办、省总工会联合开展的第十八届“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评选活动中，徐达庆获评“十佳文明职工”，并被省总工会授予五一劳动奖章。2022年，他拿到了公司的功勋奖章，光荣退休。

还有一些人，向着陌生的领域，更勇敢地前进。

时间回到1994年1月，一场领取步入新时代通行证的考试在上海举行，这是上海的首次市民计算机应用能力初级考核。应试者超过1.6万人，他们来自社会各个行业，无论男女老幼，不分学历层次，其中也包括待业下岗人员。

他们的指尖可能从未接触过键盘，电脑也只是偶尔在电视机里看到过，但在下岗潮中，计算机给了他们出路和信心。很快，在上海温暖工程培训中心，计算机应用被列入课程范围。

来自大上海的风，很快就吹向全国各地。1997年，在宁夏石嘴山，一家“下岗职工电脑培训中心”悄然现身。这是下岗职工甄文革和袁万顺开电脑公司创业后，与市劳动就业部门合作的成果。不到一年，就有150多名下岗职工通过电脑培训为自己再就业创造了条件。在那个一台电脑动辄相当于普通家庭全年收入的年代，物以稀为贵的计算机操作员，曾经会打字就能进好单位，也让他们重新收获了职业尊严。

更加励志的一个故事来自天津，下岗工人陈世运在进入新单位后，开始研究计算机，很短的时间内，他从对计算机一无所知到熟练应用，并掌握了BASIC语言和数据库开发等深层次计算机技能，随后又自学了FOXPRO以及VB语言。他先后开发了适用于各部门车间的“质量管理数据库”“工废管理数据库”“质量跟踪数据库”等一系列软件，并在公司内成功应用，为公司节约费用30万元，后来成了天津市劳动模范。

由此，计算机操作员这一职业，最终成为20世纪90年代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关键选择之一，典型案例遍布全国。政府主导的免费培训、企业合作项目及个人创业带动，共同推动下岗职工通过掌握计算机技能融入新经济领域。

在那个年代，和保安、计算机操作员一样，第三产业中的服务业——物业管理员、家政……成了大多数下岗工人的新职业方向，也在这次再就业的大潮中扮演至关重要的角色。2003年，30岁的蒙古族妇女海云站在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她曾工作过的县化肥厂破产，夫妻双双下岗，丈夫经商失败，唯一的住房被迫变卖还账，而立之年的她一无所有。为了生活，只有小学文化的海云离开生活多年的乡村，来到北京寻找机会。

经人介绍，海云开始从事家政行业，起初是照顾老人，后来改为带娃。多年以后，海云不但自己成为金牌月嫂，还帮助532名农村女性转型职业育儿师。“我就是一个跳板，很多人通过我进入了家政圈。”她说。

自己儿媳怀孕时，海云把徒弟们喊到家里搞现场教学，从孕妇餐到月子餐，从孕期护理到产后康复，学员一拨接一拨，吃住都在她家，好不热闹，毕竟真人实操，机会难得。

如今，海云已经在北京买了房，安了家，并帮助更多和她一样的家庭妇女向职业育儿师转型。拍摄海云在北京7年里真实生活的纪录片《海云阿姨》在今年登上了央视纪录频道。“海云既不是劳模，也不是先进人物，她只是一个普通妇女，一个普通母亲，只是想把儿子养大，只是想活出自己的尊严。”纪录片导演李晋雄说。他们也见证了海云的成长。

李晋雄眼里，7年前的海云“有些土气，说话带着些许不自信”；7年后，她“一头干练的短发，身着米黄色风衣，爽朗的笑声先声夺人，由内而外散发着自信”。雇她当月嫂的人，得看她的档期。

这些托举着生活的职业，也在逐步得到社会的认可。1999年，保安员、计算机操作员和家庭服务员正式列入历时4年编纂而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很多职业的从业者从此有了“官方身份”。值得注意的是，《大典》的8个大类中，服务业已经在分类表上明确占据一席之地，背后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产业结构从“二一三”到“三二一”的演变。在传统意义上的重工业城市沈阳，这样的故事也在悄然发生。这座城市的第三产业占比从1987年的31.5％上升到1997年的49.1％，同时第三产业就业人口在1997年上升到40.4％，并于1997年第一次超过第二产业的就业容量，成为吸纳劳动就业的主要产业。这在当时远远高于全国，仅次于北京——恰与国企改革，以及随后的再就业形势高度重合。

时代变了，人们没有自怨自艾，而是迎着风，选择了自己的新方向。　　　　　　

技术的推动

被技术改写的进化密码

文|韩扑   摄|周子文

辽宁省第二届职业技能大赛“工业4.0”赛项比赛现场。

自1995年国家启动新职业发布制度以来，30载春秋流转，新职业的认定与颁布从零星出现到渐成常态，从制度探索到体系成熟，背后始终跳动着技术进步的脉搏。

这不仅是职业日新月异的体现，更是国家在技术革命中主动识变、应变、求变的见证——旧职业在技术迭代中渐次退场，新职业在创新浪潮中批量涌现，60后、70后见证其发轫，80后、90后参与其成长，00后正拥抱其新貌，技术的磅礴之力正通过一个个新职业，共同勾勒出技术推动下中国社会的进化图景。

工厂“人是物非”

工人技师陈永辉的工具箱里，至今保留着两块毛巾：一块是半干的热毛巾，上机器前擦手，延续着老一辈工匠的仪式感；另一块是防静电湿巾，用于擦拭数控机床的操作面板，带着新时代的技术印记。这两块毛巾的并存，恰是30年来工业领域职业变革的隐喻——技术在传承中革新，职业在迭代中进化。

变革的种子，早在陈永辉踏入技校时就已悄然埋下。在那时的技校车间里，老师傅们常眯着眼、侧着耳，凭掌心传来的震颤、耳畔萦绕的金属嗡鸣来“找感觉”车零件，那带着体温的经验传承曾是行业里代代延续的常态。

陈永辉至今记得那位从沈阳大厂来的“大拿”：“黑脸庞，军帽下的眼睛盯着车床，烟头按灭的瞬间，车床启动，金属切削声像流水般淌出来，零件就在那声音里慢慢‘长’成形。”当时的职业进阶，靠的是“三年学徒、五年出师”的经验积累，是师傅口中“凭感觉找误差”的模糊传承。而如今，陈永辉编程时要将误差控制在0.01毫米内。这可不能靠手感，必须靠数据——他的电脑里存着10多万次加工数据训练出的智能算法，能根据材料硬度、切削速度自动调整参数。“当年老师傅要练10年的绝活儿，现在的年轻学员通过模拟系统不到1年就能掌握。”

变化的背后，是技术推动下职业内涵的彻底重构。当工业机器人取代了流水线上的重复劳动，工业机器人系统运维员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他们不仅要懂机械原理，更要会调试传感器、优化控制程序——有汽车工厂的运维员曾创下“3分钟定位机械臂故障”的纪录，靠的不是经验，而是通过数字孪生系统实时比对300余个关节的运行数据。

当智能制造系统覆盖传统流水线，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员必然成为车间的新核心。他们穿梭于复杂设备间，左手精准调控机械臂运转轨迹，确保其以微米级精度抓取、装配零件；右手则校准物联网传感器传输频率，保障生产数据如血脉般通畅流转。面前的中控大屏，实时跳动着上千组设备运行参数、人员工时进度与订单交付时限。他们凭借对生产流程的深刻理解、对前沿技术的熟练运用，在数据与指令的交织中达成各环节的动态平衡。这并非想象，而是落地成真。比如南方一家知名大厂的智能制造系统运维团队深入分析过往生产数据后发现，插件、焊接、检测等关键工序间存在时间衔接的细微迟滞，影响产品质量稳定性。于是，他们依托自主研发的智能排程算法，重新规划各工序生产节拍，将原本线性的生产流程优化为并行协同模式，使产品合格率从最初的82%跃升至业内鲜有达到的99.5%。

显然，这些新职业早已超脱“单一技能执行者”的局限，华丽蝶变为“技术系统的驾驭者”。这也决定着他们不仅要精通机械传动、电路原理等传统工科知识，还得熟练掌握数据挖掘、机器学习算法，以便从海量生产数据中提炼优化策略；既能深入产线调试硬件设备，修复机械故障，又能依据企业战略、市场需求，灵活优化生产管理流程……正是这样一群复合型人才的涌现，如紧密咬合的齿轮，强势推动工业生产告别往昔“拼人力、堆规模”的粗放扩张老路，在“精算数据、优化效率、提升品质”的精细化赛道上全力加速。

短短30年，工厂的“人是物非”里，藏着中国工业的进化密码。而这一切，都被1995年启动的新职业发布制度忠实地记录着：从早期的计算机操作员，到后来的数控机床操作工，再到如今的工业互联网运维员，职业名称的变化里，是技术从辅助工具变为核心生产力的全过程。

技术重塑职业

1994年1月，北大方正集团研制成功高档彩色出版系统，王选用“轮廓+参数”描述汉字笔画的技术，无意间成为新职业发布制度的“前序”。这项技术不仅让中文出版告别了“铅与火”（铅字排版、火烤制版），拥抱“光与电”（激光照排、电子成版），更直接解决了汉字字形信息计算机存储这一难关，掀起中国报业和印刷出版业的技术革命，让中文手机短信和电子邮件等变成了现实。但也宣告了旧职业铅字排版工的退场，以及新职业电脑成版员的诞生。

20世纪末的一个下午，沈阳日报社的院子里，已经离休的总编辑与儿子刘嘉陵一起散步。“报社印刷厂改用激光照排了，铅字全部淘汰。那天我陪父亲在院里散步，走到几个大垃圾桶旁边，父亲看见大量的铅字被丢弃在里面，有的还很新很亮，便充满感情地拾起几个，考我这个铅字是什么、字号什么体，那个铅字是什么、字号什么体。我如果答不上来，他就把答案告诉我。末了，父亲把铅字重新放回垃圾桶，背着手走进黄昏里。一会儿，我听见他自言自语地说：‘一个时代结束了。’”刘嘉陵的回忆里，既有对旧时光的乡愁，更有对新技术的敬畏。铅字排版工需要熟记数千个汉字的字号、字体，靠手工将铅字拼排成版，一天最多排3000字；而电脑成版员通过键盘输入，一两个小时就能完成万字排版，且能随意调整字体、字号——技术不仅改变了职业形态，更将信息传播效率提高了不知多少倍。

进入21世纪，数字技术浪潮裹挟着数据洪流奔涌而来，新职业的诞生节奏随之显著加快。2003年淘宝平台上线之初，曾有人断言：“实体店售货员终将消失。”然而现实给出了更具深意的答案——售货员的职业生命并未终结，其核心技能反而在数字土壤中催生新的职业形态。电子商务师，这一被纳入目录的新职业，正是传统销售智慧与数字技术融合的产物：他们不仅要延续面对面销售时的沟通技巧与产品认知，更需掌握流量运营的逻辑、用户画像的分析方法，在虚拟店铺的后台数据中精准捕捉消费需求，让买卖双方在数字空间实现更高效的连接。

变化在金融领域同样清晰。当“银行柜员会被ATM机取代”的担忧声起时，移动支付运维员、智能柜台技术员等新职业应运而生。移动支付运维员需保障交易系统的稳定运行，从加密算法调试到突发故障排查，守护着数亿用户的资金流转安全；智能柜台技术员则专注于优化人机交互体验，比如通过增加语音辅助功能、放大操作按钮、简化流程步骤等针对性改进，使老年用户的智能柜台操作成功率提高60%，让技术创新真正惠及更广泛的人群……可见技术不会消灭职业，只会重塑职业。技术剥离重复性的简单执行环节，强化对复杂系统的驾驭能力和对多元需求的服务能力，推动职业形态向更高阶、更综合的方向演进。

有温度的新质生产力

新职业的影响早已超越行业本身。

从区块链工程师到新媒体运营师，刘冉的每一次转型都踩在技术的节点上。“刚入行时，写代码是为了搭建区块链底层逻辑；现在做政务服务智能体，是让AI懂人心。”2024年，新媒体运营师刘冉所在公司推出了政务服务智能体项目，就是将“政务服务+宣传+生成式人工智能”深度融合，供用户在与政府部门咨询、办理业务时，实现数字人与用户的实时互动。

“数字人能实时解答政务咨询。用户问社保转移怎么办理，数字人不仅能讲流程，还能根据用户所在地推荐最近的办理点。”刘冉说，数字人的“生命感”，来自团队采集的3000多条语音数据、5000多个微表情样本，是技术让服务有了温度。

因数字而生的新职业，则是这种温度的传递者。当生成式人工智能动画制作员用AI生成动画片段时，动画产业的生产周期缩短了一半；当云网智能运维员保障网络畅通时，偏远山区的孩子能通过在线课堂接触名校资源；当工业互联网运维员优化供应链时，小厂家也能接入全球产业链。数字技术催生的新职业，正像毛细血管般渗透到社会的每个角落，重塑着信息传播、社会服务与经济运行的方式。

2021年，英国纪实真人秀节目《克拉克森的农场》横空出世。主角是绰号“大猩猩”的汽车类节目主持人杰里米·克拉克森。他毫无农业经验，仅凭对农业的刻板印象和盲目自信，接手经营一座位于牛津郡的真实农场，结果遭遇机械故障、政策冲突、牲畜出逃等一系列挫折，全靠雇来的农技好手凯勒布和经验丰富的农业经纪人查理帮衬，才一次次渡过难关。节目爆火后，他接连拍摄四季，每季都有新看点。而这档节目真正迷人的硬核之处，在于向观众全方位、沉浸式展现了充满技术含量与新职业的现代农业。

这种模式传到国内后，也催生了一批同类农业题材综艺节目，如《种地吧》《出道吧！科技小院》《悠然见南山》等。这些节目以机械化普及、绿色技术、数字营销三大元素为轴心，展现现代农业相关的“黑科技”，让传统农业大国的观众叹为观止。物联网灌溉系统、无人机植保、数字化产销链路、农产品溯源展示系统、再生农业实践、粪污资源化处理、基因编辑育种、AI决策模型……智慧农田管家、农业数据标注师、再生农业技术员、农产品直播选品师、冷链专员、农产品经纪人、农旅体验设计师等这些全新的职业，既专业又酷，他们的出场往往起到关键作用，让综艺主角化险为夷，甚至实现剧情反转。

在现实生活中，适配现代农业转型的新职业早已成为刚需。

2014年夏天，广播电视编导专业毕业的张大伟考研失败后，迷上了无人机，成为一名兼职飞手。2017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推进农业无人机应用”，植保机补贴政策落地，覆盖20余省，掌握这一技术的张大伟一下子成了繁忙的“空中飞人”。

“一天作业3000亩棉田，顶上50个背药桶的工人。”这是专职无人机驾驶员张大伟的日常，也是传统农业向智慧农业转型的日常。2019年，无人机驾驶员被纳入新职业目录时，张大伟正在新疆棉田帮助村民挽救订单。“那天打完药，村民拉着我跳麦西来甫，说这铁疙瘩比人靠谱。”

技术突破改变生产方式，新职业跟进解决实际问题。当物联网传感器被埋进土地，智慧农田管家出现了，他们通过手机查看土壤湿度、光照强度，远程控制灌溉系统，让水资源利用率得以提高；当农产品开始溯源，农产品溯源技术员应运而生，他们给每颗苹果贴上二维码，消费者扫码能看到种植、施肥、采摘的全过程，推动农产品从看颜值向看品质转变；当直播带货走进乡村，农产品直播选品师成为桥梁，通过精准定位城市需求，让山区核桃销量翻10倍。

而今，《周礼》中记载的“鸡人”“牛人”等职业早已消失在历史长河中，无人机驾驶员、智慧农田管家等新职业正在书写农业的新历史——改写的不只有“种地即劳苦”的刻板印象，还有农业从靠天吃饭向知天而作的转变，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返乡，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所以，技术从来不是冰冷的工具，而是有温度的力量，它通过新职业的载体，融入每个人的生活，推动着社会向前。　　　　　　

消费的塑造

市场擦亮供需新样板

文|赵昂

职业“上新”30年，也是消费市场与职业形态深度交织、相互塑造的30年：消费需求的迭代推动旧职业退场，催生新职业萌芽；新职业在满足消费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又反过来重塑消费市场的边界，甚至改变社会运行的肌理。

落幕、序幕

1990年的杭州武林路，电报营业厅里“嘀嘀嗒嗒”的电码声此起彼伏。60岁的任宏至今记得，那时仅这一个营业厅就有40多名电报员，每天收发电报1000多份。“发电报按字收费，老百姓写电报稿时反复斟酌，删了又改，就怕多花一分钱。”这份惜字如金的谨慎，却藏着那个年代最迫切的通信需求——在电话尚未普及的年代，电报是跨越千里传递消息最快的方式。同年，北京电报业务总交换量达4400万封，电报大楼单日最高收发报量超10万封。巨大消费需求支撑之下，电报员不仅是技术型职业，更成为“吃香行当”的象征，连骑着摩托车穿梭街巷的送报员都常被路人投来羡慕的目光。

然而，消费市场的迭代从不会因“怀旧”而停滞。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清晰地记录着这场变迁：1990年，我国移动电话交换机容量仅5.1万户；2023年，这个数字飙升至27.54亿户。2000年，全国移动电话基站仅8.3万个；2023年，基站数量暴增至1162万个。移动电话普及率更是从1995年的0.3部/百人，跃升至2023年的123.69部/百人。

当电话、互联网成为新的通信消费主流，电报的刚需属性逐渐褪色，慢慢变成了慢通信。2017年6月，曾经人声鼎沸的北京电报大楼营业厅正式停业，“嘀嘀嗒嗒”的声浪终成过往；2025年5月，浙江杭州关闭城市电报业务，任宏成了这座城市“最后的电报员”。至此，北京联通西单营业厅成为全国唯一的电报业务点，在此与同事轮班值守的陈宝凤，也成为全国仅剩的电报员之一。

消费迭代中“集体让位”的旧职业，还有公交车售票员。福建省福州市33路公交售票员程玉贞，在岗位上坚守了28年。在这条全长53站、全程需一个半小时的线路上，她的工作远不止售票：看到腿脚不便的老人，她会主动上前搀扶；遇到赶时间的学生，她会提前提醒下车站点；碰到问路的乘客，她会手绘简易路线图。“那时候公交车是市民主要的出行工具，我们卖的不只是车票，还有人情味儿。”但随着地铁开通、私家车普及、网约车兴起，公交出行的消费场景被重构。2024年，北京公共汽电车客运总量较2019年减少10.34亿人次，下降33%。而相对应的是，多元化的出行消费正在满足消费者的需求，比如北京市网约车合规驾驶员在2023年底已经达到8.1万人。

2025年6月，福州33路公交取消人工售票，标志着当地公交全面进入无人售票时代。程玉贞的职业故事，成了一代人的记忆。

其实这些旧职业的消逝，本质上是消费需求从“单一功能满足”向“多元效率选择”的迁移。就像BP机寻呼员被智能手机维修师取代，是因为移动互联网消费的崛起；供销社售货员让位于直播主播，是因为购物消费从“线下货架”转向“线上场景”。消费市场如同一个动态平衡的生态系统，当旧的职业形态不再适配新的需求，它的退场必然为新职业腾出生长空间——电报员消失的同时，短视频审核员、5G基站维护员等新职业崛起；公交售票员减少的背后，网约车调度员、共享单车运维员等岗位应运而生。旧职业的落幕，从来不是结束，而是新职业与消费市场共生演化的序幕。

正向生长链

2008年的云南，顺丰速运刚刚在当地成立分公司，者发贵就成了一名快递员，每天骑着自行车穿梭在泥泞的山区中。那时，“快递员”还未被写入职业分类大典，全国快递业务量仅15.1亿件。

电商消费的种子已经破土。17年后，者发贵累计收发快件60余万件，走出了超过20万公里的投递路程，成为全国劳动模范；全国快递日均处理量已超3亿件，“每个家庭每天收1件快递”成了常态。2015年，快递员被正式列入职业分类大典，消费需求使这一职业从“边缘服务”走向“社会刚需”。

新职业的孕育，始终紧跟消费需求的轨迹，从隐性服务逐渐长成显性分工。当跨境购物从托人代购变成常态消费，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应运而生。2025年5月，该职业被列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新增的17个新职业，定义为“依托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工具，从事国际贸易活动，进行国际间商品或服务的交易、推广、运营及供应链管理的人员”。这个职业的出现，背后是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的消费市场——国内消费者想买到全球好货，全球消费者想入手中国产品，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就成了连接供需的“数字桥梁”。

当养老消费从基本照料升级为品质服务，养老服务师也进入了新职业清单。2025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新增的职业中，养老服务师被定义为“从事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综合需求评估、方案制定与实施、照护技术实施与培训指导、质量评价管理、服务咨询转介、实务应用研究的专业技术人员”。这个职业的诞生，源于我国老龄化程度加深后，老年人对“有尊严、有质量的晚年生活”的消费需求。那不再是简单地喂饭、穿衣，而是涵盖健康监测、心理疏导、康复训练等多元化服务。消费需求的精细化，催生了职业分工的专业化。

互联网消费的爆发，让新职业的孕育速度呈几何级数增长。2023年，我国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达127555亿元，占GDP的比重为9.9%，网络购物、在线直播、即时零售等新业态，开始加速推动消费需求从物质满足向精神体验跃迁。这种跃迁直接催生了一批“小众但精准”的新职业：睡眠健康管理师，通过监测数据为消费者定制改善方案，满足深度睡眠的需求；旅拍定制师，将打卡式旅游升级为个性化影像叙事，让旅行消费更具情感价值；服务犬驯养师，训练导盲犬、心理抚慰犬，填补了特殊群体的服务消费空白。这些职业的出现，不是凭空创造，而是消费需求具象化落地的结果。也就是说，消费者想要什么，市场就会生长出专门满足这些愿望的人。

值得注意的是，新职业的“官方认证”多滞后于其实际萌芽。2024年7月，网络主播被列入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但这个职业的雏形早在2016年就已出现——当消费者开始为直播内容付费、为直播商品下单时，网络主播就已形成规模。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企业人事管理研究室主任范巍指出，一个新职业要被纳入职业分类大典，需具备职业性、社会性、稳定性、规范性、群体性等特征，还要经过专业化、社会化、国际化的检验。这意味着，新职业的“官方身份”本质上是消费市场对其“成熟度”的认可：只有当一个职业能持续、稳定地满足消费需求，形成规模化的从业人员群体，它才配得上“社会分工单元”的称号。

快递员、动车组制修师、风电机组制造工等2015年被列入职业分类大典的新职业，均遵循这一规律。2015年，我国快递业务量达206.7亿件，同比增长48%，行业进入爆发期；动车组数量达1883组、17648辆，较上年增长25.4%，高铁消费需求从有无转向安全准点；风电机组累计安装量达92981台，当年新增16740台，绿色能源消费推动产业扩张。这些职业的被认证，是消费需求与产业发展共同作用的结果。消费需求拉动产业扩张，产业扩张催生职业分工，职业分工成熟后获得官方认可，形成一条由消费到职业的正向生长链。

随着宠物经济的发展，宠物训导师这一新职业应运而生。

新职业的反哺力

成都网约车司机张桂容的后备箱里，常年备着三样东西：矿泉水、晕车贴、儿童玩具。“有的乘客赶早班机没来得及买水，有的老人小孩容易晕车，备着这些能让他们舒服点儿。”张桂容说。自2018年从业以来，他累计服务6万余单，安全驾驶近50万公里，服务分和安全分始终保持满分。

张桂容的故事，也是新职业从业者主动适配消费需求的缩影。在北京，8.1万名合规网约车驾驶员共同构建起的消费场景，又反推城市交通治理升级：动态调价机制平衡高峰时段供需，电子围栏规范网约车停车秩序，行程分享功能提高出行安全系数。

网络主播的“反哺力”更为惊人。2023年底，我国职业网络主播已达1508万人，每个主播背后平均有1.5名支持人员，涵盖运营管理、直播助理、摄影剪辑、后期制作、广告投放等多个领域。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与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4年抖音平台仅在网络主播相关领域就带动超6400万个就业机会。这种“1+N”的就业生态，推动直播电商消费市场持续扩张。2023年，我国直播电商交易额超1.4万亿元，同比增长21%。

更重要的是，新职业分工正在重构消费模式：直播助理通过数据分析预判消费趋势，让“货找人”更精准；多语言直播团队开通跨境通道，让中国汉服、义乌小商品走进全球市场；客服人员实时响应跨时区订单，让“即时消费”突破地域限制。消费市场的扩大又吸引更多人加入新职业，形成“职业成长—消费升级—市场扩张”的闭环。

新职业对消费市场的反哺，也体现在对市场边界的拓展上。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的出现，让中小微企业得以借助互联网平台和数字化工具，直接对接全球消费者。2024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总额达2.63万亿元，同比增长10.8%，义乌的小商品、景德镇的陶瓷、云南的普洱茶，通过这些职业的桥梁作用，首次进入中东、拉美等新兴市场。福建一家跨境电商企业负责人就曾表示：“以前我们想把手工藤编卖到欧洲，但不懂当地法规、物流，只能放弃；现在有了专业的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从选品到清关全程跟进，去年光这一个品类就卖了300多万元。”新职业打破了消费市场的地域壁垒，让“国内想买全球货、全球想买中国货”的愿望成为现实。

在社会层面，新职业还推动了社会资源更高效地流动。当云南快递员者发贵、成都网约车司机张桂容获得全国劳动模范称号，当快递员有了从初级工到高级技师的技能体系、可凭此申报城市落户，当养老服务师享受政府补贴的技能培训，职业的高低贵贱正在被需求度、贡献度取代。这种观念的转变，让劳动力资源向被消费市场需要的领域聚集：年轻人愿意投身养老服务行业，因为看到银发经济的潜力；返乡青年加入直播电商，因为能通过新职业把家乡特产卖向全国；农民工通过快递分拣、电商客服等新职业实现就业……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快递从业人员超400万人，其中包含大量农民工、残疾人，为稳就业作出重要贡献。

新职业对社会的反哺，更体现在对治理精度的提升上。睡眠健康管理师收集的千万份睡眠数据，为城市夜间经济规划提供参考，上海、成都等城市根据数据调整地铁末班车时间、优化24小时便利店布局；服务犬驯养师的专业训练，推动无障碍设施完善，北京、广州等地根据导盲犬活动需求，在地铁、商场增设专用通道。新职业就像社会的毛细血管，既输送消费的养分，也反馈社会运行的痛点，让治理更精准、更贴合民生需求。

从电报员的摩尔斯电码到网络主播的实时互动，从公交售票员的票板到网约车的支付二维码，30年职业变迁的背后，是消费与新职业相互塑造、彼此成就的共生演化史。消费需求是职业形态的“塑造者”，推动旧职业退场、新职业萌芽；新职业是消费市场的“赋能者”，拓展消费边界，反哺社会发展。当养老服务师让银发生活更有品质，当睡眠健康管理师让深度休息成为常态，当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让全球消费触手可及，人们会发现：消费与新职业的共生演化，最终指向的是人的美好生活。这正是这场持续30年的互动最深刻的意义。　　　　　　

制度的合力

制度在哪，弄潮儿在哪

文|王雷   摄|刘明烨

2025年“工会帮就业 乐业在辽宁”就业招聘活动直播带岗。

初春的融雪

孙子的高考成绩刚下来，老朱就打开微信报考群，点开群友分享的设有新专业的院校信息。他鼓励孙子报考人工智能专业。“新专业新职业，抓住了就是先富起来的人。”老朱想让孙子复制自己曾走过的路，他掰着指头算，时间竟过去40多年。

那是一个满是机会的年代。

1980年，那时候的老朱还是小朱，在一家国营工厂做质检员，每天早八晚五、三点一线。改革开放的闸门初启，中国社会的职业图谱还是单一颜色，人们如巨大机器运转的一个个零部件，被固化分配到各个岗位上：工厂职工守着“接班或分配是正道”的信条走上岗位，乡村青年守着田地，城市青年挤破头争当公交车售票员、商场售货员。

“铁饭碗”在制度的变化下出现裂痕。先是工友议论厂里有人“下了海”，说得有鼻子有眼：“把进货的钱缝在内衣里，坐了两夜火车，换回两麻袋的确良，晚上不敢睡觉，就盯着麻袋。”老朱起初不信，直到从报纸上看到“个体户”“万元户”，心开始活泛起来。

个体户的涌现，源于制度的松绑。1979年，国家恢复对个体工商户的登记管理，允许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个体劳动。1980年，政策进一步放宽，中央明确“鼓励个体经济发展以解决就业问题”。这些政策像初春的融雪，看似微弱，却在冻土下滋养着新职业的种子。

起初是零星的点缀。厂区门口不知何时多了个修鞋摊儿，跛脚的张师傅以前也是厂里的职工，如今自己支起小摊儿，风吹日晒，笑容依旧舒展。接着，家属区里那个常被说“不务正业”的小青年，不知从哪儿弄来一辆旧三轮，每天清晨蹬着去城郊的农贸市场批回新鲜的蔬菜水果，在楼下吆喝叫卖。他的秤杆子不仅准，价格还灵活，很快成了主妇争相光顾的对象。

老朱是在一次晚饭桌上说出“下海”这个决定的。妻子气得没有吃饭，冷冷扔下一句“你连游泳都不会，还想下海”，赌气回了里屋。老朱也没了胃口，他翻来覆去想了一夜，第二天还是向厂里递上了辞职信。他知道这一去，便是将身一跃，纵然海水奔涌，只能奋楫中流。妻子和老朱吵了几架，无奈木已成舟，只好从反对到支持。她私下偷偷找过厂长，再三央求想为老朱找条后路：“我家老朱要是赔了，高低给他留个位置，看大门也成啊。”

“吃螃蟹”的人

老朱没南下，而是一路北上，那里有广袤的森林。

北上的火车冒着蒸汽，老朱一遍遍读着报纸上的那句“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心情如蒸汽般不断发热蒸腾。

找到接洽人后，老朱押上全部积蓄，一口气买下两车皮木头。载着木材一路南下，转手赚到的钱让老朱感到了恐慌——他不相信这一趟竟让本金翻了近3倍。

木材、煤炭、钢铁……当时有很多同老朱一样的人，在价格双轨制的土壤上，以绿皮火车为“运货专列”，变各种批条为通关文牒，成了那个时代的新职业——“倒爷”。

价格双轨制是经济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所采取的一种特殊制度安排。通俗地讲，就是同种商品同时存在国家统一定价和市场调节价，可在计划内以较低的价格买入，在计划外按较高的市场价格售出的一项制度。这项制度的出现，为倒爷这一新的职业提供了生存空间。

赚到“第一桶金”的老朱，开始将领域从木材向外延伸，服装鞋帽、日用百货，他仿佛一个行走的百货铺。只是做生意有赚有赔。一次，老朱进的货非但没有卖出去，反而被查封，理由是“投机倒把”，办事人员还指着法条告诉他：“够判刑的。”

这些“吃螃蟹”的人，也在推着制度进化。国家一方面需要这些“润滑剂”打通物资流通，如198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首次确立“个体工商户”的法律地位，1987年《城乡个体工商户管理暂行条例》细化登记、税收等规定。另一方面也必须依据《投机倒把行政处罚暂行条例》等法规，严厉打击扰乱市场秩序、破坏价格政策的违法行为，以规范市场，厘清合法与非法的界限。

几番奔走才洗刷掉罪名的老朱，再不敢碰进货的营生。“厂子是回不去了，但路没断。”瞅着马路上渐渐多起来的出租车，老朱盘算起来。

此时，儿子小朱已上高中。面对高中补课费、大学学费，乃至结婚成家等一应开支，老朱咬牙取出所有积蓄，又向亲友借了几万元，换了车本，又买了一辆夏利，成为一名出租车司机。

手握方向盘的感觉，让老朱重新找到了方向感——一个月的收入支撑全家的花销仍有盈余。更为重要的是，刚发的《出租汽车驾驶员从业资格证》让老朱有了全新的职业感。每当有人问起自己的职业，他不再像之前做倒爷时含糊其词，而是话语坚定地说自己是一名出租车司机，而且车是自己的。

1992年，国家出台《关于加快发展城市公共交通的决定》，鼓励“社会资金参与出租汽车经营”。老朱正是踩着这波制度红利入行的。在政策的激励之下，全国各地的出租车行业蓬勃兴旺。以北京为例，1992年到1996年前后，北京绝大多数出租车公司里，司机是真正的出资人，公司却是所有权人。仅从单车算，出租车司机赚得比出租车公司多，是当时惹人艳羡的高收入群体。

制度对新职业的校准，在探索中向前推进。交通管理部门通过制定车辆标准、驾驶员资质要求（强制考取从业资格证）、服务规范等，构建行业管理框架，引导这一新职业走向规范化服务。

1993年夏天，老朱去北京拉活儿被交警扣车：“没有准运证，属于非法营运。”他这才知道，北京已试点出租汽车营运证制度，司机必须通过交通部门培训，考试合格才能上岗。这次扣车让他明白，新职业要想长久，离不开制度的规范。

1995年，全国出租车司机突破50万人，“黑车”泛滥、服务低劣等问题引发社会关注。同年，交通部出台《出租汽车旅游汽车客运管理规定》，首次明确“驾驶员必须取得从业资格证”，还规定了统一的计价器标准、服务用语和投诉渠道。老朱在驾校学了近一个月，考了交通法规、车辆维修、礼仪服务三门课。拿到证那天，教练说：“以后你们不是‘拉活儿的’，是‘城市名片’了。”

不同的时代，相同的逻辑

2010年春天，刚把出租车承包权转让没多久的老朱，看到网约车兴起，又动起心思来。在儿子的帮助下，他注册了网约车司机。智能手机接单的新鲜感还没过去，他就遇到了更为惊讶的事——刚毕业的侄女宁愿做短视频主播也不愿进国企，“大伯，这叫灵活就业”。老朱想起自己的踏浪岁月，突然明白：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新职业，都是制度与时代碰撞的火花，“照着制度走，准没错”。

大数据也为老朱递来不少新闻推送：“人社部联合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发布第三批新职业信息”“截至2025年7月，我国近年新增职业主要集中在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生物工程等领域”……无人机装调检修工、互联网营销师、区块链工程技术人员，一连串陌生又炫目的名称鱼贯登场。他感受到一种震动，仿佛机遇在无声处叩门。

新职业信息发布制度，本就是国家主动适应产业变革、引领人才培养和职业发展的重要风向标。如今，由新职业信息发布而串联起的制度合力，在平台经济时代尤为显著。

早在2015年，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如一声号角，宣告了互联网技术与经济社会各领域的深度融合。几年后，《关于促进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进一步为平台经济这匹新生的骏马，明确了发展与规范并重的赛道。

新职业的爆发式增长，也开始反向考验制度的响应速度。2020年，成为网红博主的侄女，获得不错的收入，却因“如何交税”“怎么上社保”犯了愁。年底，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明确“灵活就业人员可自愿参加职工社保，平台代征代缴个税”。得知消息的妻子赶紧和老朱分享：“你看，孩子干这个也能像正经工作一样有保障了。”这个变化让老朱想起1986年《民法通则》确立个体户地位的往事，不同的时代，同样的逻辑——新职业先突破边界，制度再跟进确权。

今年高考临近时，老朱特地整理了设有人工智能、大数据专业的院校信息，力劝孙子抓住新时代的“先机”。令老朱欣慰的是，孙子早已瞄准了人工智能。孙子告诉老朱，全国共有514所本科院校开设人工智能专业，人社部也出台了《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国家职业技术技能标准》，将这个职业分为初、中、高级，还规定了必备的伦理知识。更有意思的是，孙子和人工智能对话，提问未来人工智能专业的就业空间有多大时，人工智能给出的答案是：就业方向多元化，渗透全产业链，薪资水平领跑市场。“看来它对自己门儿清啊。”儿子也凑过来跟老朱一同分析，“政策指方向，人才往那儿去，人才多了政策再细化，这是个良性循环，咱必须报！”

前阵子老朱收拾家里仓库，翻箱倒柜时，居然翻到一张泛着霉黄的纸，那是当年他写辞职信打的草稿：“兹因个人原因，请求辞去职务……”顺着纸张的味道，老朱仿佛来到那个北上的早晨，浓烈的硫磺味夹杂着松枝的油香，一种生机勃发的味道。从当年个体户蹒跚起步，到如今新职业百花齐放，数十载潮涌中，无数像老朱一样的弄潮儿奋力向前。而政策的演进、法规的完善、多部门的协同，始终在规范中引导，在引导中提升，最终形成催生新职业的合力。这或许就是改革开放最深层的意义：制度松开枷锁，让每个时代的追光者都能找到自己的赛道；而那些奔跑的身影，又会反过来拓宽制度的边界，让更多可能性生根发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