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经济的星火势态，共享经济的燎原之势，催生出一个庞大的新群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当霓虹初上，外卖箱里装载的不仅是热乎的饭菜，更是一个家庭的晚餐时光；当凌晨的街道空旷，货车的灯光划破黑暗，运送的或许是某个创业者的第一份订单……这些看似微小的劳动瞬间，实则是社会机体高效运转的齿轮。

但齿轮的转动，也需要润滑剂的滋养。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面临的权益保障困境，恰如机器运转中未被重视的摩擦，没有劳动合同的庇护，缺乏社会保险的兜底，在风雨中奔波时甚至找不到一处安心的停靠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无从说起。

他们面临的既是群体困境，也是掣肘社会发展的隐性阻力。

回望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经济的快速发展也曾催生一个新社会群体的迅速崛起，只是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初期，突如其来的变化之下，治理经验、配套政策等方面稍显滞后，使得农民工群体的维权之路布满荆棘。

而今天，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站上时代舞台，我们看到的是全然不同的图景：顶层设计及时出台，铺就自上而下的刚性保障；各部门、工会组织主动“补位”，形成从生计到生活的全方位刚需服务；平台企业不再满足于被动合规，而是主动推进算法透明化；社区驿站里的心理疏导预约二维码，让奔波的脚步和心灵都有了停歇之处；媒体单位“媒体+工会”“宣传+服务”的融合新模式，对劳动者婚生养育的一站式服务……社会治理的精度与保障的维度已实现全方位跃升。正因如此，当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崭露头角时，各方才能以自觉的行动主动回应，从制度到服务、从宏观到微观用心铺陈，让每一名劳动者都能在时代浪潮中站稳脚跟。

但这种帮助显然不是舍予。从本质讲，待遇平等应该是全体人民的共同追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用双手编织数字时代的生活网络，理应获得体面劳动的尊严；他们为城市发展注入活力，就该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当企业以“伙伴”而非“过客”的身份去连接，当社会各界以“邻居”而非“路人”的善意去对待，当城市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社区氛围都自然而然地包容他们时，那份深层次的平等待遇才可能真正实现。

而这，既是社会进步的标尺，也是时代文明的底色。

本刊编辑部

不是数字裹挟，而是时代托举

文|王雷

夜晚的大学校园里，取餐柜左侧是取餐的学生，另一侧是送餐的外卖员。   摄影   胡志翔

从流水线到数字平台

2023年第九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中，一组数据格外引人注目：全国职工总数约4.02亿人，其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达8400万人。

8400万名劳动者的规模扩容，并非历史进程中的偶然插曲，当产业升级的齿轮与消费升级的引擎共同转动，劳动力市场必然经历一场迁徙：从流水线的固定站位，流向数字平台的无限疆域。

迁徙的深意，远不止于数量的增减。更值得审视的是劳动组织方式的深层变革。曾经，工厂车间的空间集聚是生产组织的常态；如今，算法主导的分布式协作网络，正重新书写劳动的规则。每个劳动者都是这张巨型网络的移动点，他们指尖的每一次接单操作，车轮碾过的每一段配送路径，都实时更新着中国经济的神经网络。

然而，这种突破时空束缚、高度依赖算法调度的就业形态，在赋予灵活性的同时，也将劳动者推入了权益保障的灰色地带。劳动关系认定的模糊性，恰是这一困局的症结所在。平台企业多以信息中介自居，靠着《自由职业者挂靠协议》等文件，将传统雇佣关系切割得支离破碎。而劳动者呢？看似拥有“随时上线、自由接单”的自主权，实则在订单考核的紧箍咒、罚款规则的高压线下，成为被算法精准规训的群体。

2025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直击痛点，明确平台若通过考勤、派单实施实质控制，即便签“合作协议”仍属劳动关系。这一判定为权益真空画下法律红线。

但隐忧仍在。快递员老李在一次派件途中不幸遭遇交通事故。面对高额的医疗费用，责任方赔付有限，平台则依据《服务合作协议》仅支付了象征性的慰问金。这种“无雇主责任”状态下的风险，常让劳动者独自承受。

此外，当算法主导着工作强度的刻度，超时便成为无须言说的常态。理所应得的加班费，常常在规则的模糊地带里打了折扣。收入像坐过山车，稳定的预期成了奢侈品。更让人迷茫的是，职业发展的地图始终没有清晰的轮廓，上升的通道窄得让人看不到光亮……这些困扰，从来都不是某个人的偶然遭遇，而是他们日复一日要面对的集体困境。

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身影，总能勾起人们对改革开放初期农民工群体的记忆。在经济转轨、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亿万农民背井离乡涌入城市，为推动城市建设奠定基石。但在“摸着石头过河”的探索里，突如其来的变化之下，治理经验、配套政策等方面稍显滞后，使得农民工权益的每一步改善，都耗费着巨大的社会成本，也浸透着漫长而曲折的时光。

国家先手棋

1984年，国务院颁布《关于农民进入集镇落户问题的通知》，首次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集镇落户，但关于农民工劳动保障的相关法规迟迟未能出台。直到2008年，保护劳动者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基本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正式施行。这部法律像一道光，照亮了劳动者的权益之路，也让那些曾经的担忧，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制度保障。

时光荏苒，当互联网浪潮席卷而来，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登上历史舞台。他们不再是扛着锄头的农民，而是骑着电动车的骑手；不再是走进工厂的工人，而是握着方向盘的网约货车司机。算法主导着他们的工作强度，系统后台的每一个数据参数，都决定着他们的劳动节奏。收入的不稳定性让他们时刻处于焦虑之中，像在经济浪潮中随波逐流的一叶扁舟，职业发展路径更是一片模糊，快递员做到极致还是快递员，司机干得再好仍是司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普遍面临的困扰，成为时代发展中不可回避的问题。这也是社会转型期必然出现的现象。

历史总在循环中向前，又在循环中生长。农民工群体的权益保障从脆弱迈向坚实，这条路虽伴有荆棘，却真切地撬动了治理逻辑的深层转变：国家从农民工群体数十年的治理实践中，提炼出《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等制度成果，形成“源头防欠、系统治欠、依法惩欠”的治理体系。如今，面对平台经济催生的新型劳动关系，这些经验正转化为前置性制度设计。

2015年，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上，“新就业形态”概念首次进入公众视野。当这个新兴群体在时代浪潮中崭露头角时，制度层面的回应已悄然酝酿。

2020年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业态虽是后来者，但依法规范不要姗姗来迟。”“把法律短板及时补齐，在变化中不断完善。”谆谆叮嘱直指问题核心——面对快速迭代的就业形态，法治建设不能沦为追赶者。一年后，八部门联合出台《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从劳动报酬核算到合理休息保障，为这个群体筑起第一道制度防线。

2022年，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的表述，又将这项工作纳入国家发展全局的框架。时间来到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写入“推进扩大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等举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指引》同步出台，其中“算法支配时间计入工时”“平台建立劳动强度预警机制”等规定，像一把把钥匙，打开了数字时代劳动权益保障的新大门。

人文的刻度

当制度的刚性框架筑牢权益底线，对人的关怀便开始穿透数字与条文的壁垒，向更细微的生活肌理渗透。从生计保障到生活品质的提高，考验的也不仅是政策的精度，更是社会对“人”的价值的深层认知。

深圳南山区的“暖蜂驿站”里，墙上贴着的心理疏导预约二维码，悄悄接住了那些被差评击垮的瞬间。杭州推出的“租房补贴直通卡”，则让网约车司机能凭平台流水证明申请廉租房。贵州工会推出“律师驻点”服务，不仅提供法律咨询，更赠送意外险。在辽宁，49万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找到工会组织时，收到的也不只是一本会员证，而是一份涵盖23项服务的“清单”：想提升技能，有免费的培训课程；担心健康，有职工互助保障做支撑；婚生养育，可依托“媒体+工会”“宣传+服务”融合新模式一站解决……

企业的责任进化，也为职业发展打开新的可能。美团在多个城市试点的“弹性休假制度”，允许外卖员用积分兑换带薪病假，打破了“一天不跑就没收入”的魔咒；货拉拉设立的“司机关爱基金”，不仅报销突发疾病的急诊费用，还为偏远地区司机家人开通了远程问诊通道。具有突破性的还有京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发展计划”，快递员可以通过考核转岗至仓储管理、客户运营等岗位，有人甚至成长为区域负责人。“不是送一辈子快递，而是从快递员开始成长。”这句写在京东站点墙上的话，让劳动者看到了清晰的上升路径。

更深层的改变还在于身份的蝶变。深圳的“骑手议事会”上，有人提议在城中村增设路灯，解决夜间配送安全问题，这个建议很快被纳入市政规划；杭州的网约车司机参与了“城市交通微循环调研”，他们熟悉的小巷路况，成了治堵方案的重要参考；长沙的外卖员则变身为“社区评委团”，对辖区内餐饮店卫生质量考评拥有话语权……正如一名参与议事会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所说：“以前觉得自己是城市的过客，现在知道，我们的声音也能改变这里。”边缘感开始悄然消散。

这些努力的核心，是对劳动价值的重新定义——无论用锄头、流水线还是电动车创造价值，劳动者都该平等享有发展的机会。外卖骑手能在工作间隙走进图书馆，网约车司机能带着孩子参加社区活动，快递员能规划自己的职业发展路径。这些场景的实现，比任何宏大叙事都更能说明，我们的发展，终究是为了让每个努力生活的人都能活得更有尊严、更有盼头。

当一个社会能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不忘记那些被数字浪潮裹挟的个体，当制度设计能从“解决问题”升级为“创造可能”，当每个群体都能在时代进步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这种从容与底气，便是最坚实的自信。而这种对“人”的关注，恰是一个国家文明程度的刻度，见证着我们从“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跨越，也让每一个为生活奔波的人，都能在时代的浪潮中感受到被托举的温暖。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

文|锦一

不管是网约车司机还是出租车司机，同时在几个平台上接单，都是增加收入的必要手段。   摄影 浦峰

“临时性”困扰

最近，有个问题萦绕在网约车司机陈洪川的脑海里。作为河北沧州人，陈洪川是国内网约车行业最早的一批从业者。

2012年，27岁的陈洪川曾投资50多万元创办一家文印公司，却因经营不善导致创业失败，债务最高时累计近百万元。2013年7月，一个偶然的机会让他了解到网约车司机收入可观。与妻子商议后，他决定到北京租车试一试。“那时真的很难，儿子刚满一岁，债压得我喘不过气。但我永远记得2013年8月13日，那是我跑网约车的第一天，赚了473元，给儿子买了桶奶粉。”说起那个夜晚，陈洪川浓重的乡音里依然透着激动。

10年光阴流转，陈洪川不仅还清了债务，为家里购置了新房，同时也见证了网约车行业从蓝海到红海的变迁。最初，市场上司机和车辆数量较少，订单稳定且平台补贴丰厚，吸引了大批像他这样的创业者涌入。然而随着竞争加剧，平台规则频繁调整，抽成比例从最初的5%攀升至如今的25%—30%，司机的实际收入却不增反减。“举个最简单的例子，我10年前8小时赚到的钱，现在14个小时都挣不到了。”陈洪川苦笑道，“现在从早堵到晚，可谁也不敢休息，生怕错过一单。”

尽管如此，陈洪川仍在坚持。这份月入近2万元的工作不仅支撑着四口之家的全部开销，也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只是年届不惑的他，已无法像年轻时那样长时间高强度驾驶，更难以胜任“单子优质、路况畅通、奖励丰厚”的夜班工作。随着出车时间的累积，腰椎和颈椎问题日益严重，有时收工回家，连弯腰解鞋带都成了难题。

更深的焦虑来自技能贬值危机。每次途经亦庄自动驾驶示范区，陈洪川都会注意到里面的测试车辆“数量在增加，技术更成熟了”。这种不需要休息的机器人司机，可能随时开始蚕食他最熟悉的生存领域，就像当年智能导航让老司机们靠查地图和经验积累的认路本领一夜无用。缺乏职业安全感的他，迫切需要找到一条退路，掌握一项可迁移的生存技能。

于是，在前几天参加的一项关于《新就业形态劳动者需要什么》的调查问卷里，陈洪川郑重写下：“期盼服务认证全国通用，渴望晋升体系真正落地，让我们这些老司机，能安心握紧方向盘直到退休。”

其实不只是北京，在每一个大城市的街头，都能听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天南海北的口音。只要付出汗水，陈洪川们就能拿到不亚于都市白领的收入，但遗憾的是，他们从来都不属于这些城市。

跟陈洪川相比，1998年出生的张裕正值青春年华。这个来自吉林梅河口的年轻人，在沈阳“有房有车无负债”，如今是京东沈阳榆林营业部的明星配送员。今年是他送快递的第六个年头，他习惯在手机备忘录里，记录不同客户的需求：这家公司几点上班几点下班，什么时间方便收件派件；哪个住户家里有小宝宝，要注意轻轻敲门。

这份用心并不总能获得对等尊重。去年冬天，一家新建小区的物业强硬要求他从地下室绕行，只因有业主投诉“快递员频繁出入影响园区环境和安全”；上个月，一位客户当着他的面用酒精湿巾反复擦拭包裹，嘟囔着“现在送快递的谁知道去过哪里”。在等红灯的间隙，张裕在电动车后视镜里望见自己因送货晒得发红的脸——那些微妙的轻视，针对的究竟是这身工作服，还是他的外乡人身份？

张裕的身份焦虑具有普遍性。我国有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流动人口占比惊人。以美团平台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数据为例，有40%为跨省份流动就业，70%为跨城市流动就业，外来务工人员占比高达81.6%。他们如同毛细血管在城市中穿梭输送养分，却始终被排除在主流认同体系之外。

20年前，农民工用脚手架编织城市天际线时，胸牌上冰冷的“临时工”定义了他们的边缘身份；如今张裕手机里闪烁的接单软件，何尝不是另一种形式的身份烙印？尽管张裕的配送工牌上印有姓名，但本质与当年的工地出入证并无二致——都只是一张临时的通行证。

社保，缴还是不缴

2025年对43岁的洪成木而言，是充满抉择的一年。

作为美团专送骑手，洪成木整个上半年都在反复权衡是否要转投京东。事情的起因发生在2025年2月，京东集团高调宣布其外卖业务将率先实现全员社保覆盖，为全职骑手缴纳完整的“五险一金”，为兼职骑手提供商业意外险和基础健康医疗险。当晚，洪成木就仔细算了一笔账：如果成为京东全职外卖骑手，京东每个月能为他承担大概2500元的费用，相当于他现在月收入的四分之一。“可是京东外卖刚起步，即便它的配送均价比美团要高出3元，但我还是担心单量撑不起基本工资，最后总收入反而缩水。”

现实很快验证了洪成木的担忧。除了最初“爆单”的几天，京东的精准配送模式要求骑手只能接2—3单顺路订单，而美团却能通过算法打包派送8单以上同区域订单。以洪成木工作的苏州湖西商圈为例，每天两个平台的骑手会差出近20单，最终月收入差距在3000元左右。

“这就像当年的网约车补贴战。”洪成木摩挲着手机屏幕，若有所思。这位经验丰富的老骑手保持着难得的清醒。他清楚地看到，平台间的社保政策竞赛背后，是残酷的“抢人大战”，而那些关于参保基数不透明、异地转移接续的现实难题，让他最终选择留在美团。

命运似乎有意“捉弄”洪成木。就在他做出决定不到一个月，骑手群里就疯传起美团养老保险补贴试点的消息，又让他的心泛起了涟漪。美团宣布，在泉州、南通试行养老保险补贴试点，只要月收入达到就业地相关缴费基数下限，无须签署任何承诺或邀约，均可享受50%的现金补贴。以试点地区南通为例，当地灵活就业人员养老保险最低缴费基数为4879元，参保缴费金额最低为975.8元，只要骑手达到最低收入水平，即可获得平台487.9元现金补贴，可选择就业地或户籍地缴纳，即使骑手几个月之后就选择返乡，补贴也不必退还。

洪成木忍不住给在南通跑单的朋友发了消息，对方回复的语音里带着掩不住的兴奋。“无前置资格限制、无参保地点限制、无时长单量限制、无跑单类型限制”的规则，将是否上社保、在哪里上社保、上多久社保的选择权，全部交给骑手。“简单地说，就是每个月白得500元钱。”洪成木的朋友说。洪成木有些心动又有些纠结，虽然他的家在张家港市南丰镇，到苏州不过半小时车程，但此刻长江对岸的补贴政策却仿佛有魔力般吸引着他。

洪成木的纠结，也折射了行业的困境。无论是京东的全员覆盖，还是美团的创新补贴，都是行业日趋规范、市场意识到人力资源重要性的自觉行动。然而，市场这双“无形的手”在调节资源配置时，发力点未必总能精准触及劳动者最迫切的痛点。毕竟资源配置的设计初衷与实际落地之间，往往横亘着一条看不见的“长江”——它需要在企业成本控制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之间找到精准的平衡点。

让洪成木心动的原因，则源自一项关于社保的新政。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任何形式的“不缴社保约定”均属无效。该解释规定，自今年9月1日起，所有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无论员工是否自愿，相关不缴协议或承诺均无效。

微信群里的讨论热火朝天，骑手们七嘴八舌地算计着社保支出的负担。在这个男性占比超过75%、以26—45岁中青年为主力的群体里，大多数人会选择先顾眼前。“因为大家都是家里的顶梁柱，三四十岁的年纪，家里家外，用钱的地方可太多了，没有什么事比解决眼前问题更实际了。”洪成木虽这样说，自己却在同伴的焦虑中，默默计算着自己养老账户的数字。即将迈向45岁的他比谁都清楚，也该为老去后的自己筑起一道堤坝了。

清晨5点的南昌，卡卡才拖着酸痛的身躯躺进被窝。和精打细算社保的洪成木不同，这位团播主播的烦恼更原始也更迫切。顾名思义，团播是直播时由多位主播同时在直播间进行互动表演，内容涵盖舞蹈、才艺展示等，观众通过打赏决定主播排名及PK结果。“主播既是队友，又是竞争对手，谁被打赏得多，谁就能站在C位。”卡卡说。

去年大学毕业的卡卡，经朋友介绍进入直播行业。“在南昌这样的二线城市，每天只要跳跳重复的舞蹈动作，就能月入过万，简直像天上掉馅饼。”可现实很快撕碎了卡卡的美好想象。工资收入倒是不假，但一天两场直播，每场直播3小时，加上开播前的练舞、做妆造和下播后的复盘、“写作业”（指私信直播中有互动的粉丝感谢或联络感情），每天的工作时间已远超14小时。

“睡觉？这行吃的就是青春饭，不拼能行吗？”23岁的卡卡苦笑着说。行业里流传着一个残酷的共识，未能成名变网红的女主播，职业生涯平均只有3—5年，过了25岁就会被逐渐淘汰。为了延长短暂的花期，不少人开始疯狂医美，“美不美咱不说，钱是真不少花”。

更令人窒息的是无处不在的软性控制。直播公司提供的宿舍就在办公楼里，美其名曰“方便工作”，实则为了随时召唤主播补位。卡卡的手机永远不能静音，因为随时可能接到临时加播的通知。“请假？除非你愿意接受当天收入10倍的罚款。”这种24小时待命的状态，让卡卡的生活完全沦为工作的附庸。

这种生存状态，实则是算法编织的牢笼，早已将不同工种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禁锢在同一种生存逻辑之中。网约车司机趁午夜路畅多接几单，外卖骑手在凌晨高补贴时段穿梭空街，主播们则被迫在流量峰值透支青春。他们的生物钟被算法与绩效撕扯得支离破碎，连最简单的睡眠，都成了最奢侈的奢望。

陈洪川渴望的安心，张裕期盼的尊重，洪成木纠结的保障，卡卡缺失的睡眠……这些看似平凡的需求，勾勒出8400万名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共同轮廓。显然，这些穿梭于数字迷宫的身影，不仅需要算法里的接单提示音，更需要按下工作暂停键时的从容和底气。　　　　　　

不受阻、不受堵，然后呢

文|郭仪

配送途中的外卖骑手。

“劳动三分法”

恰如“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俗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度在劳动和民事关系之间的夹缝中穿行。但这个日益庞大的群体，恰恰最需要保障网的覆盖。《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1）》指出，2020年，滴滴平台约20.4%的专职司机来自失业群体；2020年，美团35.2%的骑手来自工厂工人，31.4%来自创业或自己做小生意的人员；上半年，美团的新增骑手中，近8万人来自建档立卡贫困户……

曾几何时，一篇2万字的长文《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刷爆网络，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算法困境为大众所熟知。文中记录的一个细节极具讽刺：一位短视频博主在体验骑手工作时发现，系统给出的配送时间是根据最短路线计算得出的，其中包含大量逆行路段。如果骑手不按此条路线行驶，势必面临平台惩罚，因为配送时间与奖惩密切挂钩。最终，风险只能被转嫁到最没有议价能力的骑手身上。

这种将效率凌驾于生命之上的逻辑，暴露出技术霸权下劳动者的失语窘境。2020年前11个月，深圳市外卖骑手电动车违法7.1万宗，同比上升1042.11%。在成都，2021年1月至8月，平均每36小时就有一名骑手伤亡。2020年8月，上海市医疗急救中心的医护人员在接受采访时说，每周都会遇到与骑手相关的事故。

数字背后，是骑手在准时率与安全性之间的艰难抉择。没人愿意违章，他们只是更担心外卖不能准时到达，收入会减少。

这种困境根植于我国传统的“劳动二分法”。在传统企业，劳动者与企业仅存在有劳动关系和无劳动关系两种情形。如果劳动者没有建立标准劳动关系，权益受损时，只能归入民事关系，独自承担风险。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网红主播等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便是如此，他们从诞生之日起，始终在这套非此即彼的制度坐标系里，找不到属于自己的准确落点。

转折始于2021年7月16日。这一天，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八部门联合印发《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在传统的劳动二分法外，首次提出第三种劳动关系，既不完全符合确立劳动关系情形，但企业又对劳动者进行劳动管理的，指导企业与劳动者订立书面协议，合理确定二者的权利和义务。

这种新型劳动关系，主要覆盖了那些利用业余时间工作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如下班后或周末兼职送外卖的骑手、开网约车的司机等。虽然他们在工作时间安排、报酬计算方式、社保缴纳等方面，可以适用与全职职工不同的规则，但在衡量公平与安全的标尺上——能否平等获得工作机会、是否享有必要的劳动保护措施，《意见》为他们设定了与全职职工相同的刻度。

这项制度创新，充分考虑了互联网平台企业和劳动者双方的实际需求。一方面，它通过书面协议明确双方责任，既为劳动者提供了必要的权益保障，也为平台企业在用工模式上保留了灵活调整的空间，避免“一刀切”的管理约束；另一方面，它赋予了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一个明确的法律身份，从根本上改变了他们过去在权益保障上“无处落脚”的状态。

由此，身份认定的根本性法理障碍被破除，一系列权益保障短板也随之被补齐：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被纳入最低工资制度保障范围，企业要按时足额支付劳动报酬，不得制定损害劳动者安全健康的考核指标……我国正式进入“劳动三分法”时代。

深夜，仍在工作的货车司机。摄影   张志韬

集体协商

如果说劳动关系认定是法律制度层面的突围，那么算法管理则直接关乎劳动者的生存质量。

“劳动三分法”出台10天后，2021年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网信办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直指算法痼疾，要求平台摒弃“最严算法”，通过“算法取中”合理设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改变立竿见影。2021年9月，美团率先将“预估送达时间点”改为“时间段”；“饿了么”于次年跟进调整，承诺不以“最严算法、最低时限”考核骑手。技术本身无所谓对错，关键在于使用者的意图。基于“劳动三分法”的政策引导，正推动平台算法走向更精细、更人本的平衡点。

另一个显著变化是，随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人数的增加，对这一群体的保障开始从“单一维权”向“发展型支持”升级。

2023年11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在一天之内发布3份文件，进一步细化了“劳动三分法”下的治理要求，并为之赋予了更强的操作性。比如强化恶劣天气等特殊情形下的劳动保护机制，不再停留于事后补偿，而是前置为系统性的风险预防。连续最长接单时间和每日最长工作时间制度的设计，则突破了刚性约束，通过动态协商机制在平台运营需求与劳动者休息权之间寻找平衡点。更具突破性的是工会代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代表和企业代表参加的企业内部劳动纠纷调解委员会的设立，其人员构成比例充分体现了对劳动者话语权的制度性保障。这些制度设计，为劳动者维权提供了组织化解决方案的基础。

中华全国总工会于2024年推出《推动12家头部平台企业工会工作方案（2024—2026年）》，旨在在美团、顺丰、京东等头部企业及行业层面建立工会和工会联合会，搭建常态化协商平台。在此背景下，新就业形态劳动者与平台方平等对话、重构算法的渠道得以打通。

货拉拉广东省域算法协商恳谈会，便是这一机制落地的实践。在广东省总工会的会议室里，司机们将日常痛点——用户拖欠运费导致白跑一趟、外挂抢单带来的不公竞争等直接提出。“有时候，用户拖着运费不给，我们跑一趟就白干了。还有那些外挂，抢单抢不过，心里憋屈。”这不再是简单的抱怨，而是一场目标明确的集体协商。

恳谈会产生实质性成果：司机提出的问题被记录，最终转化为平台加大管控拖欠运费、打击假单外挂、优化抽佣比例、强制“防疲劳”休息、加强算法规则宣导以及固定算法协商机制6点具体承诺。这份白纸黑字的共识，让长期处于弱势的劳动者首次真切感受到，自己的声音能够被听见并转化为改变。

更深远的变化正在发生。平台不再满足于被动合规，而是主动推进算法透明化。2025年以来，“饿了么”4次将关键算法公开；美团则在4年里7次公布骑手算法改进细则，同时创造机会让骑手顺路多送单提高收入。目前骑手合单顺路率已达89%，依托高精度地图能力，帮助骑手将平均找店时间缩短17%，找用户时长缩短11%。这些举措带来的不仅是数字提升，更是对人的重新关照。当技术开始考虑劳动者工作方便的需求时，社会进步的温度才能真正触达劳动者。

单险种的突破

维权不受阻，工作不受堵，然后呢？

“饿了么”专送骑手邵新银的经历，给所有人提了个醒。他在送餐时双腿严重骨折，三根肋骨断裂，保险公司仅通过雇主责任险赔付9万余元。维权过程中，邵新银发现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自己在“饿了么”平台接单，在迪亚斯物流站点工作，工资由太昌餐饮发放，个税却由天津某建筑公司和上海一家外包公司代扣。

邵新银搞不懂：在这个复杂的用工链条中，自己的劳动关系究竟落在了哪儿？邵新银赢了劳动仲裁，但诉讼却一输再输。劳动仲裁裁决书与法院判决书的“左右互搏”，让邵新银身心俱疲，最终在律师建议下选择调解。“一直输，一点儿信心都没了。”邵新银说。

邵新银遭遇的“套娃用工”现象，曾是平台公司用工的典型操作。除了通过层层外包建立“隔离墙”，还有平台公司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再与其签订协议。在法律上，这意味着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褪去劳动者身份，成为自担风险的平等民事主体，风险也被完全转嫁给劳动者一方。

正是由于发现了这样的问题，部分地区尝试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纳入工伤保险。但在实践中，这条路依旧困难重重。究其原因，实施障碍并非源于工伤保险制度本身，而是由于新型用工模式下劳动关系的模糊认定上。“套娃用工”使得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保障权益覆盖方面遭遇制度性难题。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的一份货车司机从业状况调查报告显示，随着数字经济与公路货运行业的深度融合，近六成司机通过数字货运平台寻找货源。但在描述困扰他们的职业问题时，59.5%的货车司机提到职业风险大、社会保障难。这种焦虑，在数字经济蓬勃发展的今天变得更加强烈。

货拉拉司机荀师傅在广东跑车多年，去年帮助货主装货时发生意外，腰椎骨折。由于参加了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职业伤害保障保险（以下简称“新职伤”），提交材料后，他获得了4万元赔付。这个故事的背后，是2021年12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财政部等十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工作的通知》政令支撑。作为社会保障项目，新职伤不同于传统的商业意外险，全部费用均由平台承担：出行行业每单0.01元，即时配送行业每单0.07元、0.25元，同城货运行业每单0.18元，并规定一次性伤残补助金以及按月领取的伤残津贴，需要暂停工作接受职业伤害医疗救治的新就业形态人员，在治疗职业伤害期内还可享受生活保障费，生活保障费由平台企业承担。也就是说，无论是司机还是骑手，每接一单，就有一份这样的保障。

这一前置性的政策思路，也借鉴了过往保障农民工权益的经验，如2006年北京市提出的“一次性趸缴”制度，要求企业在开工前一次性缴齐农民工工伤保险费用，并与施工许可证挂钩。

最大的制度创新，还数新职伤绕开了劳动关系认定的死结，通过按单缴费的精准设计，让劳动者无须辨明身份归属就能获得实质保障。正如中国新就业形态研究中心主任张成刚所言：“这既不是传统工伤保险的复制，也不是商业保险的改良，而是中国对数字时代劳动形态的原创性回应。”

数据已有佐证。截至2024年底，仅货拉拉平台就已累计投入超1.5亿元，完成超7.6亿单保障订单，单起案例最高赔付额度超过百万元；截至2025年6月，7个试点省份累计参保人数1234.57万人。

由此可见，专门建立的新职伤，本质上是一场针对数字经济时代劳动者形态变革的制度适配。这种“单险种突破”策略既规避了劳动关系认定的复杂争议，又通过按单缴费机制实现了平台责任与劳动者权益的初步平衡。但必须清醒认识到，新职伤的试点价值不仅在于解决即时风险，更是为全面社保覆盖积累数据样本和政策经验。这一探索不仅体现了社会保障体系对新就业形态的创新作为，还折射出国家制度和治理思路从被动应对到主动前置的深层变革。

前置的思路不但走在了实践前面，而且开始向着更广阔的领域延伸。2025年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明确规定，自9月1日起，所有企业必须为员工缴纳社保，无论员工是否自愿，相关不缴协议或承诺均无效。相比提供批量的工作岗位而言，一个国家机制的包容度和创造性，更在于对人民意愿的倾听和满足。从流动工的称呼，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定位，为每一个群体自觉提供所需的帮助、所梦想的实现途径，这是这个国家、这个社会善意的温度和人文关怀的高度。　　　　　　

飞驰路上请歇歇脚

文|金雅银   摄|刘明烨

在沈阳市总工会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关爱促入会”暨和平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盛夏嘉年华”主题活动中，医务工作者为新业态劳动者公益体检。

一元体检

向飞在深圳跑了10年网约车。方向盘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也悄悄带走了些什么。“每天汽车仪表盘的里程数上百公里，走路步数却不到1000步。外人看我们坐在车里挺悠闲，其实一天下来，比干体力活儿还累。”向飞苦笑着摇摇头。

早在2021年，清华大学的一项研究就指出，一线城市的网约车司机平均每天要在路上奔波超过11个小时，每周平均出车时间6.45天。这两年，同行越来越多，为了多接几单，向飞几乎每天都要在车里熬上14个小时以上。

向飞还记得以前驾驶座上那个软硬适中的头枕，后来平台统一形象，这些小物件连同片刻的舒缓都消失了。丰富的经验也让向飞养成了不少不良习惯。他不敢多喝水，怕找不到地方停车；更不敢轻易去医院，耽误几个小时，就意味着损失上百元的收入。

直到偶然的一天，向飞在充电站听见两个外卖骑手闲聊。“华南医院一块钱就能做全套体检。”他记得说话的小伙子正吃着包子。向飞心里一动，想起自己小腹近来总隐隐坠痛，上厕所的次数越来越频，每次却只能挤出几滴。可一块钱？他摇摇头，八成是骗人的把戏。

隔天出车恰好经过华南医院，那块“暖新医院”的铜牌到底让向飞踩了刹车。导诊台前，他捏着身份证和工作证明。“真就一块钱？”连着3次问向窗口里的护士，对方笑着点头，递来一张印着“新就业群体专属体检通道”的纸条。

躺上检查床时，冰凉的耦合剂激得向飞一哆嗦。医生忽然问：“平时不敢喝水吧？”向飞一愣。屏幕上的影像他看不懂，医生接着说：“前列腺增生明显，憋尿太久刺激的。”在指引下，向飞接受了盆底磁刺激治疗仪的治疗。“这个多少钱？”向飞战战兢兢地问。医生没有回答，而是指了指墙上贴着的蓝底公告，“六优五免”的条目密密麻麻，其中“免费职业病治疗”的字样让向飞心头一暖。

这份对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关怀，源于深圳市委“两新”工委的规划与推动。作为构建“新就业群体友好城市”的关键举措，暖新医院正是由该部门主导设计并协调各方资源落地实施的。

不仅在深圳，这样的关怀正在更多城市落地生根。在江苏昆山，挂有“昆小哥医院”牌子的医院，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提供着就诊绿色通道；在天津，“骑手门诊”开辟了专属通道和义诊服务；在四川绵阳，专业医生会每天在工会驿站中坐诊……然而，劳损不仅刻在筋骨上。

南京的闪送骑手赵思琛，近来配送时总有些恍惚。订单的压力、客户的差评、恶劣天气的侵袭，像无形的雪片堆积心头。一份行业报告曾指出，超过一半的骑手会因工作繁忙和客户差评感到压力，近六成骑手明确表示需要更多心理健康支持。赵思琛的疲惫感越来越重，朋友看在眼里，低声鼓励他：“要不，试试那个‘宁师傅’？”

带着忐忑，赵思琛拨通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温和而专业，没有催促，只是安静地听他断断续续地诉说配送路上的委屈、差评带来的焦虑，以及那种无人理解的孤独。这条由南京市总工会创办的“宁师傅”心理咨询服务热线，是南京市首家专门面向外来务工人员的免费心理援助热线。它已经默默运行了9年多，全年无休提供着电话和网络心理咨询、疏导服务。接线员多是经验丰富的志愿者，他们懂得这些奔波在路上的劳动者，那份被风雨和时限包裹的压力，以及深藏心底、难以言说的脆弱。赵思琛的倾诉，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安全的出口。

里程数还在跳，订单提示音依旧会响。但向飞现在会刻意绕路去有厕所的地方，赵思琛脸上的笑容也变多了。这些细微的改变，并非源于遥远的关怀，而是因为那些实实在在的服务，让劳动者在奔波生计之余，感受到了生活的温度。

订单与奖章

在太原市杏花岭区的街巷间，外卖骑手王俊峰在车流人潮中灵活穿梭。作为“饿了么”太原柳巷站的“跑单王”，这样的奔波早已融入他的日常。但最近几个月，除了飞驰的车轮，王俊峰的生活里添了些“没想到”的惊喜，原因是他站上了一个自己从未敢想的舞台——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时间回到2021年，带着3次创业的起伏经历和一大家子的生计压力，王俊峰从长治来到太原，成为一名外卖员。“每天一睡醒，就有账单等着我，真不敢停下来啊。”那时，送外卖在他心里更多的是份过渡性的谋生手段，身体虽累，但近万元的稳定收入让他感到踏实。

真正的改变发生在2022年6月。一天，王俊峰无意间听说，自己所在的“饿了么”平台加入了太原快递外卖配送行业工会联合会，站点现在需要出两个人去参加培训。“当时我觉得自己是被‘抓壮丁’了。”王俊峰笑着说，直到到培训现场，他才知道“这是真的培训”。

3天的培训中，太原市总工会请来的老师不仅讲解了配送路线规划、智能调度系统操作等专业技能，还针对交通安全法规、客户沟通技巧等实用知识进行了细致教学。原本以为只是走个过场的王俊峰，在课堂上听得格外认真。

通过这次培训，王俊峰不仅精进了技艺，也看到自己逐渐清晰的成长通道。此后的培训，王俊峰都抢着报名，生怕错过一次学习的机会。除了提高能力，王俊峰还多次参加了工会组织的技能竞赛。区赛、市赛、省赛……直到2024年7月，他踏上了全国网约配送员技能竞赛的赛场，并最终以第二名的佳绩，叩开了第八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集训队的大门。

当得知自己将代表山西省参加国赛网约配送员赛项时，王俊峰内心激动难平。要知道，“网约配送员”被正式纳入国家职业分类目录、成为新职业还不到4年。这次大赛首次将其纳入比赛项目，意义不言而喻。对王俊峰而言，这不仅是竞赛，更像是一次为自己，也为整个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群体正名的机会。

“决赛考验的是真功夫。从路线规划、安全驾驶到异常订单处理、客户沟通，好在这些我都学过，也在配送中遇到过。”王俊峰最终凭借扎实的功底和稳定的临场发挥，一举夺魁。夺冠的喜悦之外，王俊峰更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职业认同感。这份由工会铺路、自己一步步攀登而获得的荣誉，让他和同行们真切体会到，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是一个被国家和社会高度认可的职业。

2024年国庆前夕，王俊峰应山西省教育厅邀请，走进大学校园宣讲。起初他忐忑：“中专生讲给大学生听，人家愿意听吗？”但现场的掌声打消了顾虑。他将自己的“不容易”与“不简单”娓娓道来，赢得了尊重。10月下旬，山西省总工会重奖他10万元。这沉甸甸的奖励是肯定，更是鼓舞。按程序，他还有望被授予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晋升职业技能等级，享受技术工人疗休养待遇。

如今，工作中的王俊峰总会被同行认出。“是你呀，冠军！”这样的招呼让他高兴，但他提醒自己“不能飘”。他计划把自己学到的更系统的服务意识和应急处理能力，运用到实际工作中，并分享给其他外卖小哥。

从“跑单王”到“国赛冠军”，王俊峰的蝶变并非偶然。工会组织技能竞赛、搭建交流平台，为他这样的普通劳动者铺就了一条看得见的上升通道。这条路，让像王俊峰一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在奔波谋生之余，看到了提升技能、赢得尊重、实现价值的可能。他们不再仅仅为了“活下去”，而在努力活得更有尊严、更有盼头。

2025年8月7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相亲交友活动在沈阳盛京百货大家庭举办。

派送幸福感

夏日午后的沈阳中街，人流如织。一场由辽宁省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指导、辽宁工人报刊社主办、沈阳市总工会女职工委员会协办的单身职工相亲交友活动正热闹举行。围观的人群中，几位身着不同平台制服的外卖骑手停下了匆忙的脚步，目光里带着一丝好奇，也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渴望。其中一位年轻骑手犹豫片刻，终于鼓起勇气上前：“我能报名吗？”这声询问，在这次活动执行负责人徐凤的心中泛起涟漪。

徐凤想起了小区里那个京东快递员小李，一个踏实肯干的小伙子。“他前一阵结婚了，听说用攒下的钱交了新房首付。我还发现他隔几个月就会休息几天，后来才知道，原来是带妻子出去玩了。”小李的故事并非个例，许多像他一样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凭借辛勤付出，收入足以支撑不错的生活质量。他们渴望稳定的家庭，渴望有人分享喜悦、分担压力，渴望生活的烟火气。

为什么不专门为他们举办一场相亲交友活动呢？最大的难题在于这一群体的特性。工作时间高度不固定，订单就是命令，难以保证准时参与。工作流动性强，今天在这个站点，明天可能就换了区域。更重要的是，这个群体中，男性占据了绝对多数。匹配的女职工从哪里来？传统的联谊模式显然难以适用。

为了摸清需求，精准施策，“帮爱联盟”单身职工婚恋团队面向沈阳市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了调查问卷。近千份问卷的反馈，勾勒出一幅清晰的婚恋困境图景：76.1%未婚单身、33.8%非常希望尽快脱单、73.2%苦于时间被订单填满……他们的情感需求，真实而迫切。

实际操作远比想象复杂，首要挑战便是这一群体性别结构的严重失衡。根据多方的调研，在快递员、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这些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主力军中，男性占比显著高于女性，比例接近9∶1。为解决“女嘉宾”来源问题，团队积极主动出击，与辽宁省工交农建服工会取得联系，请求其协助联系各地服务业工会，推荐有意参与的女职工。同时，他们还深入工厂车间，寻觅那些同样忙碌在生产线上、同样渴望拓宽交友圈的女职工。

这不再是一次简单的相亲交友活动策划，而是工会媒体创新实践的一次生动体现——“帮爱联盟”正努力将手中的笔杆子，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服务力。青年采编骨干与技术人员组成跨界团队，共同运营“辽工服务”平台的婚育板块，探索着“媒体+工会”“宣传+服务”的融合新模式。

他们走进物流园区、外卖站点，带着服务的温度倾听。镜头捕捉的不仅是奔忙的身影，更是想脱单却没时间的矛盾眼神；数据收集，是为了精准定位需求。于是，量身定制的专场活动陆续举办，动态更新的会员库逐步建立，甚至开发了特殊功能的小程序，让送单路上擦肩而过的“可能”，转化为相识相知的“机会”。

生活的挑战远不止于婚恋。对于已成家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尤其是那些初为父母的年轻人，生育、养育的压力同样沉重。孩子放学后谁来接？寒暑假孩子独自在家安全吗？产假期间收入锐减怎么办？

工会的服务触角，也延伸到了这里。一张更细密的“生活支持网”正在织就：课后托管班、为新妈妈提供心理疏导和权益保障咨询……桩桩件件，瞄准他们最现实的后顾之忧，只为让奋斗者能心无旁骛。

这个暑假，沈阳车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工会组织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托管班，成了许多像王子路这样的网约车司机家庭的及时雨。王子路和妻子都在沈阳跑网约车，是典型的新就业形态“双职工”。平日里早出晚归，接送孩子已是难题，到了漫长的假期，孩子独自在家的安全问题成了夫妻俩最大的心病——双方父母都在外地，帮不上忙。看着托管班里孩子们专注地做手工、听绘本故事、在户外游戏嬉闹，王子路心里那块悬着的石头总算落了地：“以前跑单时，总惦记孩子一个人在家不安全。现在好了，每天收车来接他，小家伙都迫不及待地跟我分享新学的儿歌和新交的朋友，比以前快乐多了。”

沈阳车滴汽车租赁有限公司总经理侯培锋看着托管班里的热闹场景，也颇有感触。作为网约车平台的管理者，他深知司机师傅的难处：“我们天天和司机打交道，他们最挂心的，除了订单，就是家里的孩子。”作为平台企业，他们一直想着怎么解决司机师傅们的实际困难。“办这个托管班，说实话，花不了太多钱，场地、老师都是工会想办法协调的。但效果实实在在。能让师傅们安心跑车，少些后顾之忧。”在他看来，这看似微小的支持，解决的却是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家庭最现实、最迫切的痛点。

无论是“帮爱联盟”在婚恋上的破冰，还是暑期托管班的暖心，都指向一个方向：公共服务正日益超越满足基础需求，开始关注人的全面发展，关注那些关乎个体幸福感、归属感与尊严感的精神需求和生活支持。

从本质讲，让每一位国民都能享有平等的发展机会和尊严的生活，让公共服务的光辉平等地照耀到每一个角落，这理应是社会共同的、不懈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