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斯里兰卡有一群海钓渔夫，他们不仅是海岸线上的一道风景、当地的旅游名片，也是人类适应自然、利用智慧的生动体现。

余晖中的高跷海钓。

木桩上的渔夫

在斯里兰卡科伦坡机场落地签窗口前，儿子盯着工作人员胸牌上的大象图案，妻子低头核对酒店订单，而我的目光早已飘向窗外——那片被阳光染成金蓝色的印度洋。

这场酝酿了半年的家庭旅行，在湿热的海风中开启了。车子从加勒古城往南行驶了半小时，海岸线突然变得开阔起来。“看那边！”妻子指着窗外惊呼。只见湛蓝的海面上立着数十根细长的木桩，每根木桩上端都坐着一个人，他们像被海浪托起的雕塑，在风中纹丝不动。

“这就是高跷渔夫。”当地向导威廉说。我们赶紧下车，踩着细软沙滩走近岸边。他们手中的鱼竿没有复杂的绕线轮，没有鲜艳的鱼饵，只是一根细长的木棍系着鱼线，末端坠着金属钩。

“他们真能钓到鱼吗？”儿子问。话音刚落，离我们最近的渔夫突然扬起手臂，一道银色弧线划过天空，一条巴掌大的沙丁鱼被钓了上来，他动作娴熟地摘钩，放进竹篓。作为一个痴迷钓鱼20多年的人，斯里兰卡最让我心动的，就是那些在海浪中悬空而坐的高跷垂钓者身影。

威廉告诉我们，这种钓鱼方式背后藏着一段与生存博弈的历史。二战时期，斯里兰卡还是英国殖民地，海岸线被英军封锁，传统渔船无法出海，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民陷入了食物短缺的绝境。有限的近岸钓点挤满了人，有人偶然发现浅海区的沉船残骸旁鱼群聚集，便冒险爬上残骸垂钓。受此启发，渔民开始在近海打桩，用木桩搭建起“空中钓鱼台”，这便是高跷渔夫的起源。

这种钓鱼方式充满了智慧。渔夫会在离岸数百米、水深1—2米的浅滩选点，那里是沙丁鱼洄游的必经之路。他们在木桩上每隔一尺钉上横条当脚蹬，清晨或黄昏时涉水到木桩旁，赤脚踩着脚蹬爬上木架。手中的鱼竿约3米长，全凭鱼线末端的金属坠子模拟小鱼游动，当鱼群经过时，手腕轻抖便能钩住鱼嘴。“没有鱼饵还能钓到鱼？”妻子觉得不可思议。威廉说：“沙丁鱼喜光又贪吃，金属坠子在阳光下反光，它们会以为是小鱼，主动追上来咬钩。”

“爸爸，我也想试试。”儿子指着木桩蹦蹦跳跳。威廉说现在很多渔夫会允许游客体验，我们便和刚才那位渔夫老人沟通，他笑着点头，比画着让我先上。作为钓鱼爱好者，我自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我学着他的样子把鱼钩放进水里，目光随着鱼线沉入海面。印度洋的浪一波波涌来，裤脚被海水打湿，带着咸味儿的风拂过脸颊。儿子在岸边拍手喊“爸爸加油”，妻子举着相机跑前跑后。此刻，我突然静了下来——没有手机的消息提示，没有工作的琐碎，眼里只有起伏的海浪，耳边只有海浪声和妻儿的笑声。

那天下午，我们在海边待了很久，感受到了“慢”的魅力。高跷渔夫不用赶时间，不用比收获，守着自己的木桩，钓到一条鱼就很满足。这不正是我们在城市里最缺的吗？

傍晚时分，高跷渔夫们背着竹篓走向远处的渔村，背影被夕阳拉得很长，我突然明白为什么高跷渔夫会成为斯里兰卡的标志。他们坐在木桩上的身影，不仅是一种生存技能，更是一种与大海对话的方式。在海浪的起伏中保持平衡，在漫长的等待中沉淀耐心，这种坚守比任何风景都动人。

南亚“老人村”

一位60多岁的渔夫收竿休息时，我凑过去聊天儿。他皮肤被晒得黝黑，说起钓鱼时眼睛却发亮：“这是我父亲教我的，他说以前运气好时，每分钟都有鱼上钩，一天能钓几十条。”他指了指竹篓里寥寥的几条鱼叹了口气：“现在不一样了，海啸后鱼少了，年轻人也不愿学了。我儿子在科伦坡的工厂上班，说这个又累又赚不到钱。”

威廉告诉我们，如今南部沿海村庄几乎成为“老人村”。走进这些曾经人丁兴旺的渔村，随处可见的是满头白发的长者，年轻面孔寥寥无几。随着斯里兰卡旅游业的发展，受过教育的年轻一代更倾向于选择科伦坡等大城市的酒店管理、旅游服务等行业，这些工作不仅收入高，工作环境也更为舒适。传统的渔业劳作既辛苦，收入又微薄，对年轻人而言缺乏吸引力。

高跷渔夫人数大量减少，也归结于2004 年的海啸。那场无情的灾难彻底改变了斯里兰卡的海洋生态，摧毁了沿海生态系统，导致鱼类数量大幅减少。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指出，海啸后，斯里兰卡渔场环境恶化，鱼群分布改变，近海鱼类资源匮乏。高跷渔夫传统的近海垂钓方式，收获急剧下降。20年前，渔夫两小时便能捕获 30 千克鱼，如今旺季一天也只能钓到 10 千克。

现代高效捕鱼方式的冲击也不容小觑。随着时代发展，大型渔船、先进渔具投入使用，捕鱼效率大幅提高。而 “高跷渔夫” 这种古老、低效的方式，每次仅能捕获少量的鱼，难以满足市场需求，经济收益微薄，无法支撑生计。

面对这一独特文化现象的渐渐消失，斯里兰卡政府和民间组织正在尝试多种保护方式。包括设立文化保护区，资助真正从事海钓的渔夫；记录和传承技艺，通过影像和文字保存这一传统知识；发展可持续旅游，让游客不仅能拍照，还能了解背后的文化和历史。

高跷渔夫不仅是斯里兰卡的旅游名片，更是人类适应自然、利用智慧的生动体现。保护这一传统，不是要人们固守落后的生产方式，而是保存一种人类与海洋共处的独特智慧和文化记忆。把这些工作做好做实，“老人村”便可重新人烟兴旺。

“海上火车”仿佛现实版的《千与千寻》。

海上开火车

离开科格勒后，我们按计划去了加勒古城。一进古城，仿佛穿越到了欧洲小镇——荷兰风格的红瓦白墙建筑沿着网格状的街道排列，城墙边的咖啡馆飘着肉桂香。

加勒古城像一个时光胶囊，葡萄牙人的堡垒、荷兰人的教堂、英国人的钟楼挤在不大的城里，却一点儿不显得杂乱。我们沿着珊瑚礁筑成的城墙散步，脚下的砖石被岁月磨得光滑，海浪拍打着城墙根部，发出“哗哗”的声响。威廉说，2004年海啸时，正是这坚固的城墙护住了古城，让城里的建筑和人都安然无恙。

从加勒往北走3个小时，就到了被群山环抱的康提。清晨的佛牙寺里，檀香缭绕，僧人们穿着橙色僧袍，伴着鼓声诵经。儿子第一次见到这般庄严的场景，乖乖地跟着我们脱鞋进殿，双手合十，竟然有模有样。寺庙的金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妻子说：“这里的空气都让人觉得平静。”

旅程的最后一站，是期待已久的“海上火车”。沿着斯里兰卡西南海岸，一条钢铁轨道与蔚蓝海洋交织共舞，这便是“现实版《千与千寻》”。“海上火车”的故事可追溯至19世纪英国殖民时期。1864年，英国为高效运输香料、茶叶等物资，开始修建科伦坡至加勒的沿海铁路线。

这条铁路的建设堪称工程奇迹。工程师巧妙地将轨道铺设在紧贴海岸线的礁岩上，最近处距离海水仅一米之遥，创造了火车仿佛行驶于海面上的效果。1900年全线通车时，这条铁路不仅是殖民经济的动脉，更成为连接沿海城镇的重要纽带。

二战期间，沿海铁路战略地位凸显，曾用于军事运输。斯里兰卡独立后，它从殖民遗产转变为国家交通网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虽然海上火车的货物运输功能逐渐淡化，但它作为活的历史遗迹，继续承载着每日通勤的当地人和追寻浪漫的旅行者，讲述着百年来的沧桑变迁。

火车慢悠悠地开出车站。刚开始，窗外是低矮的房屋和翠绿的稻田。半小时后突然一转，铁轨沿着海岸线铺开，窗外就是无边无际的印度洋！我赶紧把儿子抱到窗边，海风呼呼地吹进来，带着咸湿的气息，浪花偶尔会溅到车窗上。妻子举着手机录像，笑着说：“真的像在海上开船！”

夕阳西下，金色的阳光把海面染成橘红，远处的渔船变成了剪影。车厢里的当地人开始唱歌。有人递给我们一块用芭蕉叶包着的糯米糕，甜丝丝的，带着椰香。

回程的飞机上，儿子抱着买的高跷渔夫木雕睡着了。妻子翻看着相机里的照片，轻声说：“这次旅行最难忘的，还是那些在木桩上的渔夫。”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

我见过各种各样的钓鱼方式，却从未有哪种像高跷垂钓这样，既充满生存的智慧，又带着诗意的坚守。他们从“为了活下去”到“为了被看见”，从“渔民”到“文化符号”，就像斯里兰卡这片土地一样，在历史的浪潮中不断变化，却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还有古城里殖民建筑与本土文化的共生，火车上陌生人相视一笑的温暖，这些慢下来的时光，都是旅行最珍贵的礼物。

下次再来，我一定要带着我的鱼竿，在海边找一处安静的角落，像高跷渔夫那样，不慌不忙地等待一尾小鱼入瓮。毕竟，有些美好的东西，值得慢慢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