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首相斯塔默（中）在欧盟领导人峰会前，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左）交谈。

“分手”5年后，英国与欧盟似乎都在寻求某种程度的破镜重圆。

5月19日，英国与欧盟高层举行了脱欧以来的首次正式双边峰会，讨论内容涵盖贸易、安全、渔业、环保等多个领域。这是自脱欧以来双方达成的最为全面的合作框架。

7月，法国总统马克龙对英国进行国事访问，成为英国正式脱欧后首位访英的欧盟国家领导人。紧接着，德国总理朔尔茨也到访伦敦，并签署一系列旨在深化双边关系的友好条约……5年前英国脱欧的决绝和欧盟“被分手”后的强硬，如今哪儿去了？

复杂的历史情结

要理解当下的英欧关系，还得从历史中找答案。从地理上看，英国无疑属于欧洲国家；但作为孤悬海外的岛国，它与欧洲大陆之间的关系历来微妙。

自17世纪成为世界性强国后，英国开始施行“大陆均衡”政策——以强大的经济军事实力和外交手腕，使欧洲大陆列强彼此牵制、相互争夺，避免任何一国整合欧洲大陆，形成对自己的挑战。19世纪初，英国联合欧洲各国对付拿破仑帝国，又在几十年后联手法国绞杀沙俄霸权，都是这种思维下的操作。

这种长袖善舞的“离岸平衡术”，造就了英国光荣孤立的外交传统，并以超脱欧洲纷争之外的独特力量自居。同时，由于“日不落帝国”光环的加持，英国更多地呈现一种“全球英国”的样貌。

二战后，西欧各国在遭遇重创的同时，国际地位也一落千丈。要在这片废墟上找出唯一还在正常运转的国家，大概只有英国了，如果英国愿意，便可成为西欧的领导者。但战后的英国选择维系其广阔的殖民地，继续以一个域外国家的身份参与欧洲事务，而不是将自己完全视作一个欧洲国家。

相反，面对满目疮痍的家园，以及美苏两极对立的国际政治格局，法国、德国、意大利等欧洲大国决定联合起来，为欧洲赢得一席之地。

1950年，法国和联邦德国成立专门机构，统一管理两国的煤炭和钢铁资源。很快，意大利、荷兰、比利时、卢森堡相继加入。1952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正式建立，这便是日后欧盟的雏形。1957年，上述六国又成立了欧洲经济共同体和欧洲原子能共同体。1967年，三者合并为“欧洲共同体”（以下简称“欧共体”），欧洲的资源、能源和市场得到初步整合。

此时，“日不落帝国”的荣耀已成过往，但英国光荣孤立的惯性思维依然强大。自恃在非洲拥有大片殖民地，以及与南非、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几个英联邦国家的紧密联系，英国试图在美国和欧洲大陆之间自成一派。

为此，它选择了一种带有对抗性质的策略。

1959年11月，英国联合奥地利、丹麦、挪威、葡萄牙、瑞士和瑞典成立“欧洲自由贸易联盟”，以应对欧共体的竞争。但由于市场规模有限和组织架构的松散，这一国际组织并未达到英国预期的目标。与之相对应的，是欧共体的蓬勃发展。

20世纪60年代，英国遇上了麻烦：经济增速放缓、殖民地相继独立。随着自身相对实力以及在美国全球战略中地位的下降，加入欧共体成为英国寻求政治和经济出路的重要途径。英国于1961年和1967年两次提出申请，却均被当时欧共体的主导者、法国总统戴高乐以“缺乏欧洲认同”等理由否决。

转机出现在戴高乐离任后。为牵制飞速发展的联邦德国，新任法国总统改变了态度，英国才于1973年1月1日正式加入欧共体。

在走与留之间

从政治、经济、法律体系上来看，英国与欧洲大国也存在明显差异。以经济政策为例，英国与美国同属盎格鲁-撒克逊模式，崇尚自由市场、低税收、有限福利，国内竞争激烈；而欧洲大陆，尤其是法国和德国，更看重高福利和社会保障。在英国看来，这些国家的做法无异于“滥好人”——把钱拿去填无底洞。若长期绑定在一起，岂不是拖累自己？1975年6月，在加入欧共体仅仅两年多后，英国内部就出现了脱离欧共体的意向，但在公投中遭到67.2%的民众反对而作罢。

事实上，英国政府一面渴望融入欧洲的发展，以免被边缘化，一面又担心这种融合会侵蚀国家主权和独立性。因此，英国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的角色显得若即若离，时而积极推动，时而徘徊观望，有时还会成为阻挠者——1997年，时任英国首相布莱尔曾积极推动英国加入欧元区，却因财政大臣戈登·布朗的强力阻止而作罢。这充分体现了英国的矛盾心态。

进入21世纪，几场危机加速了英国脱欧的进程。

2009年，欧债危机爆发，欧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救助机制。作为欧盟的重要成员国，英国也不得不分摊救助支出。这在不少英国人看来，简直是妥妥的赔本买卖。

2015年，中东动荡引发难民危机，欧盟要求成员国按配额接收难民，这在英国国内遭遇强烈反弹。岛国地理环境塑造的独立心态、历史上光荣孤立的惯性，加上对欧盟繁文缛节和让渡部分主权的不满，脱欧的声音越来越大。

欧盟对英国也颇多微词：拒绝加入欧元区，却在金融监管上指手画脚；总想享受统一市场的便利，却不愿承担财政义务。双方的信任基础渐渐消磨殆尽。2020年1月31日，英国正式脱欧，一段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别扭“婚姻”宣告终结。

关系回暖背后

时隔5年，英欧双方为何再度聚首？原因在于，英国和欧盟面临的内外环境已大不相同，共同的挑战，迫使双方重新审视彼此。

英国方面，日子并没有比脱欧之前好，且负面影响逐渐显现：和2019年相比，英国对欧盟的出口在2021年便暴跌21%。

外交上，离开欧盟大家庭的英国在国际舞台上形单影只，“全球英国”的愿景迟迟未能实现。多项民意调查显示，不少英国人认为脱欧是个错误的决定。

与此同时，英国政坛发生巨变。2024年7月，英国工党赢得议会下院选举，领袖斯塔默出任首相，主导脱欧事务的保守党结束了长达14年的执政。从英国的历史传统来看，工党比保守党更倾向于欧洲一体化。上任伊始，改善与欧盟的关系成为斯塔默执政的现实选项之一。

除了源于党内传统，民调持续显示，大多数英国人将与欧盟的贸易重要性置于美国之上。无论是斯塔默政府对内展现改善经济民生的姿态，还是对外展现英国领导力，都需要修复与欧盟的关系。

从英国和欧盟共同面临的挑战来看，形势比5年前更为严峻和复杂。最大的外部压力，无疑是“美国优先”政策的冲击。经济上，特朗普政府对欧盟加征钢铝关税。军事上，特朗普放言欲退出北约。对此，英国首相斯塔默直言“美国政策迫使全球重新思考贸易与安全纽带”。这些外部压力促使英欧搁置分歧，在碳关税体系对接、电力市场互联等领域开展技术性合作。

持续三年的俄乌冲突，更成为持续笼罩在欧洲上空的阴影。特朗普一改前任总统拜登大力援乌的态度，表现出单方面与俄谈判的意愿，同时施压欧洲盟友承担更多防务成本。在此背景下，身为拥核国，且在情报搜集等方面具有一定实力的英国，对欧盟而言变得更具价值。双方在安全领域启动了1500亿欧元的军备合作计划，使英国企业得以参与欧盟军工项目，共同应对俄罗斯可能带来的威胁，同时加速欧洲防务自主化的进程。

然而，英国和欧盟之间的芥蒂依旧存在。其一，双方之间的主权让渡争议未解，英国明确拒绝重返欧盟统一市场，此次签订的协议也不涉及立法、司法等主权让渡。其二，英国国内政治暗流涌动，一项民调显示，超过四成受访者认为工党执政后“毫无建树”。与2024年斯塔默刚上任时相比，工党政府的民意支持率已大幅下跌。

正如一些国际关系专家所言，这次“破冰”更多是危机驱动下的战术调整与务实合作，而非战略转向。英欧关系要实现真正的修复，可能需要更长时间的磨合，甚至需要等待政党轮替后的政治气候转变。

二者当前的合作，犹如抱团取暖的刺猬，既需要靠近以获取必要的温暖，又必须时刻警惕，不被彼此的尖刺所伤。这种在靠近与疏离之间寻找“安全距离”的微妙平衡，或将成为未来一段时间里英欧关系的常态。　　

英国首相斯塔默（右二）、法国总统马克龙（左二）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右一）出席峰会,就乌克兰危机和欧洲防务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