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沈阳，幽默从来不是俏皮话，而是从重工业的轰鸣声中生长出来的生命韧性，是黑土地上、市井烟火里蒸腾的豁达胸怀。

计划经济年代，大型国有工厂不仅是生产单位，也是社会关系的熔炉。工人在机械重复的劳作间隙，用俏皮话化解疲惫。这种诞生于车间、流传于大院的民间智慧，带着东北特有的直率与温度。与此同时，源自黑土地的民间喜剧艺术，以鲜活的生命力和接地气的表演，为这座城市注入了另一种幽默基因——那种带着泥土芬芳的诙谐与机智，与工业文明的幽默感交融，形成了沈阳特有的喜剧底色。

这种底色，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转型中，被赋予更深沉的内涵。当以单位为核心的社交网络渐次瓦解或重构，幽默成了沈阳人应对时代变迁的精神铠甲。在创业的摸索与再就业的奔波里，他们把对未来的期许糅进段子，把生活的苦辣酿成笑料，让幽默不仅是闲暇的娱乐，更升华为一种在时代浪潮中相互扶持、坚韧求存的生活智慧。

进入新时期，沈阳的幽默发生了从市井技艺到现代产业的精彩蝶变。民间土壤中蓬勃的喜剧基因，遇上了专业化、市场化的春风，迅速生长出完整的产业链条：刘老根大舞台成功将二人转推向全国，脱口秀俱乐部在年轻群体中广泛流行；电台直播间里充满主播与听众的即兴互动，短视频平台上则满是“沈阳幽默”的创意爆发……沈阳人把天赋中自带的“能唠”，锤炼成了可复制、可传播、可消费的“会演”。

沈阳喜剧的感染力，在于对共通情感的精准触动。无论是车间里的调侃、舞台上的包袱，还是屏幕中的段子，它传递的始终是一种直面生活、通透生活并乐观前行的力量。真正的幽默从来不只是逗笑，它是在压力下保持尊严、在变化中寻找确定性的生命艺术。

根植于土地，淬炼于时代，又归于普通人日常。这或许就是这座“喜剧之城”给予我们的启示——以轻松的姿态承载沉重的历史，以开放的笑声拥抱变化的未来。

本刊编辑部

仰天大笑沈阳人

文|韩扑

2025年7月5日，第二届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在辽宁省沈阳市启幕。嘉宾、影人与影迷代表齐聚一堂，共同见证这一欢乐时刻。 （图片来源：中国新闻网）

不自觉的生活哲学

沈阳的喜剧底色，镌刻在这片黑土地独特的历史经纬与人群聚散中。沈阳地处东北平原腹地，自古便是“形胜之区”：西接内蒙古草原，东连长白林海，南临渤海湾，北通松嫩平原。后金迁都沈阳时，努尔哈赤看中的正是这片土地“四通八达而无天堑”的开放气质——没有崇山峻岭的阻隔，却有着陆路纵横、水系交织的便利。这种地理上的无界，悄然塑造了文化上的包容。

到了近代，随着铁路连通山海，以中东铁路、奉海铁路、吉海铁路等组成的路网陆续开通，强大的运输能力极大地推动了东北的城市化进程，也让区域内的文化加速融合。“东北人”的身份认同逐渐清晰，一种热络、鲜活的文化小气候也随之形成。有趣的是，不论是从天南还是海北来到东北的人，只要在此定居一段时间，言谈举止便不自觉地沾染上浓浓的东北味儿，“外地人”一耳朵就能分辨出来。

在2022年《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舞台上，作品《德古拉和我》就生动演绎了这一现象。剧中，来自西方的吸血鬼姐弟意外“流落”到铁岭，结果不出几日，就被当地强大的文化氛围迅速“同化”——原本高冷神秘的吸血鬼，不仅穿上了大花袄，唠起了接地气的东北嗑儿，连行事作风也变得格外热情实在。这个荒诞又爆笑的情节，正是“东北化”过程的生动写照，也印证了东北文化强大的感染力与包容性。

历史的因缘际会，为沈阳注入了更为深厚的喜剧基因。“闯关东”的洪流，不仅带来了齐鲁的坚韧，也带来了燕赵的慷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人口流动，则为这里注入了江南的温婉与西北的豪放。这些来自天南地北的文化养分，并非简单堆砌，而是在此沉淀、重塑，最终共同凝结成沈阳乐观豁达的幽默底色。

铁西工厂大院正是这番景象的缩影。院里的邻居们不仅是车间同事，更来自天南地北——有的是祖辈自山东等地闯关东而来，有的则是从部队转业安家于此。夏夜星空下，邻里饭后聚在院中，板凳一摆便聊开，妙语与笑声随风飘荡。这种鲜活的交融，让沈阳人对“笑料”的感知与创造，天生带有一种混杂的丰富性与适应性：不精致，却泼辣鲜活；不深奥，却真切暖心。

沈阳的喜剧，似乎很少刻意去“演”，它更像是将市井百态、家长里短原汁原味地端上舞台。刘老根大舞台上的火爆，相声茶社里的捧逗，生命力正源于此——演员与观众之间没有隔阂，笑声的迸发源于对共同生活经验的瞬间确认。正如清人笔记《陪都纪略》中所描绘的市井“百戏”景观，蹦蹦（二人转）、落子、相声、戏法，雅俗共赏，熙熙攘攘。这份热闹背后，是这座城市对生活本身旺盛张力的坦然接纳与戏谑观照。

于是，幽默成了沈阳人一种不自觉的生活哲学，一种在严酷自然与变迁世事中锤炼出的豁达与韧性。它不像江南文人幽默那般需要书卷气做底衬，也不像海派清口那般紧密依赖都市时尚话题。沈阳的幽默，带着黑土地的质朴与温度，能消化生活的沉重。它使得沈阳人无论行走何方，那口熟悉的腔调与自带的笑料，总能成为辨识度极高的文化名片。这份源自生活本身的喜剧土壤，让沈阳的“笑”，不是飘在空中的楼阁，而是深植于大地、有着顽强生命力的野草，岁岁年年，生生不息。

戏剧张力与生活质感

沈阳的喜剧魅力不仅在于逗人发笑，更在于它深深植根于这座城市的烟火气中，戏台与市井，从来声息相通。

翻检沈阳的文艺家底，会发现一种关注凡俗人生、记录市井声色的悠久传统。清初王一元的《辽左见闻录》里，寥寥数笔，辽东女子骑马的“闯楞”劲头便跃然纸上，那是生活中真实泼辣的生命力。清末刘世英的《陪都纪略》，更是不避“俗”不嫌“杂”，津津乐道于市集上的“诸般技艺”，写相声艺人张太“叫人乐，嘴头灵”，写莲花落女伶“娜嫣妮，打扮俏”，甚至调侃大鼓书“如狼嚎，似鬼叫……胡说瞎闹！”这种带着体温、近乎白描的记录，本身就如同一个个喜剧小品，让我们得以窥见当年盛京街头那鲜活，甚至有些粗粝的欢乐景象。

及至民国初年，还出了部奇书叫《沈阳菊史》。说它奇，就是因为历史上此前并无专门为梨园行撰写的专“史”。书中为126位梨园女伶立传，点评精到，八卦鲜活，足见当时沈阳戏曲舞台之繁盛与市民观剧热情之高涨。这些散落在古籍与历史资料中的吉光片羽，拼凑出的是一幅沈阳喜剧文化的“清明上河图”：舞台艺术从未高悬于庙堂，而是深深嵌入街巷里弄的日常生活。子弟书、落子、相声、大鼓、评书、大秧歌……各种曲艺形式在茶楼、书馆、集市乃至露天场地争奇斗艳，共同滋养着一方百姓的听觉与心灵，也锤炼着这片土地独特的喜剧审美——它偏爱那种从生活泥土里生长出来的故事，欣赏那种带着体温，甚至有些“砢碜”的真实感。

这种戏台与市井的无缝连接，塑造了沈阳喜剧独特的叙事风格。它不那么依赖精巧的“梗”或高深的文化隐喻，更像是一种群体性的情绪释放与生活共鸣。正如早年电影人在沈阳留下的喜剧印记，从任庆泰拍摄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时初具的喜剧意识，到浦克在新中国首部讽刺喜剧电影《新局长到来之前》中的表演，乃至他在反特片高潮处那神来之笔的、带有卓别林式夸张的逃窜动作，都隐隐透露出一种将戏剧张力与生活质感巧妙融合的在地智慧。这种智慧，使得沈阳的喜剧创作总能敏锐地捕捉到时代脉搏与普通人的悲欢。

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一种文化循环，市井生活为舞台喜剧提供着无穷尽的素材与灵感，而舞台上的欢笑又反过来强化着沈阳人乐观、豁达、善于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这种互动，让喜剧不再是单纯的娱乐消遣，更成为一种社会黏合剂和心理调节器。在计划经济的年代，工厂家属大院里的欢声笑语是邻里情感的升温剂。在社会转型的阵痛期，一个小品、一段相声缓解了无数人的焦虑与无奈。

喜剧在这种循环中，完成了从艺术形式到生活哲学的升华，它让沈阳这座重工业城市在机器的轰鸣之外，始终回荡着温暖而富有韧性的笑声。这种由历史沉淀出的舞台基因，如今正以更富活力的方式，迎接着属于它的当代绽放。

向上生长，向下扎根

步入新世纪，沈阳喜剧的发展轨迹非但没有在时代变迁中模糊，反而在传承与创新的激荡中，呈现越发清晰而多样的轮廓。这张面孔，是属于全国观众的——从春晚小品舞台上那些耳熟能详的名字，到综艺节目里层出不穷的沈阳喜剧人；它更是属于沈阳这座城市的——喜剧已如同血液，融入城市的肌体，成为一种内在的文化气质与发展动能。当年的“忽悠，接着忽悠”“你太有才了”“这个可以有”“这个真没有”等经典小品台词，一句便能承包全国人民一整年的笑点与口头禅。而今，这股深厚的喜剧能量已不再局限于舞台，沈阳正以更丰富的业态、更接地气的方式，展示作为“喜剧之城”的独特魅力与文化自信。

这股喜剧新势力的崛起，首先体现在人才的辈出与流动的活力上。一直以来，沈阳不断吸纳着东北乃至全国的喜剧人才。铁岭的笑星，辽南的名嘴，吉林的唱将，乃至更远地方的喜剧追梦者，往往将沈阳作为梦想起飞的重要一站。这座城市用它特有的包容性为他们提供舞台，无论是刘老根大舞台的喧嚣热烈，还是相声茶社的机智诙谐，或是新兴脱口秀俱乐部的年轻锐气，都能在这里找到知音，共生共荣。范伟、巩汉林、潘长江、小沈阳、李波……这些从沈阳或辽宁走向全国的喜剧演员，他们身上都带有一种可辨识的“沈阳式”幽默特质，一种基于生活观察的、接地气的、往往于自嘲中见智慧的风格。

更为深刻的变化在于，喜剧已从舞台艺术，渗入城市发展的脉络。连续举办的沈阳国际喜剧电影周，不仅是一场场视听盛宴，更是一次次关于喜剧文化与城市精神的深度对话。从喜剧电影展映到学术论坛，从新锐演员路演到市民狂欢，喜剧成为连接城市历史与未来、沟通本地与国际的文化桥梁。它让外界看到，沈阳的幽默，不只是逗乐的解药，更是一种积极的城市态度和创新表达的媒介。在年轻的创作者手中，传统的喜剧元素与短视频、网络综艺、沉浸式演出等新载体碰撞出火花，让“喜剧之城”的品牌越发鲜活、年轻。

这一切，最终都指向喜剧与沈阳人日常生活的深度融合。喜剧于沈阳，早已超越单纯的娱乐功能，它是一种社交方式，是邻里关系的润滑剂，也是化解生活压力的智慧，更是城市认同感的重要来源。无论是在公园里围观民间艺人表演的市民，还是在剧场里开怀大笑的观众，抑或在网络上用幽默段子记录生活的普通人，他们都是沈阳喜剧生态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弥漫在空气里的幽默感，让沈阳这座北方重镇始终保有一股乐观向上的精气神。

从古籍记载的市井百戏，到近代舞台的百家争鸣，再到当下多元业态的蓬勃发展，那朗朗的笑声从未间断。它源自这片土地深厚的历史积淀与人群荟萃，成长于戏台与市井的往复循环，最终绽放为一张生动而深刻的城市文化名片。这张面孔，带着黑土地的质朴与温度，带着工业城市的坚韧与豁达，更带着面向未来的开放与自信。正如首届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主视觉设计中的太阳花概念，沈阳的喜剧，也必将在时代的春风中，持续生长，生生不息，用笑声温暖每一个行经此地，或以此地为家的人。　　　　　　

一点一点长出来的喜剧版图

文|锦一

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3小品相声大会》上，滕哲（右）与搭档王天放表演《贼有仪式感》。（图片来源：央视网）

不精致的生命力

每年都有无数喜剧作品登上荧幕，但能真正让人记住的并不多。在《喜人奇妙夜2》中，一个名为《一颗螺丝钉》的作品便是后者，也让许多东北人笑着笑着湿了眼眶。这个故事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北工厂，讲述了一个工人为了阻止港商收购工厂，偷偷藏起一颗关键螺丝，试图用这种笨拙的方式保住大伙儿饭碗的故事。

这个故事的真实感，源于创作者对东北的深刻理解。而它的主创之一酷酷的滕（本名滕哲），正是在沈阳一点点磨砺出这种洞察力的。

2013年，17岁的滕哲从黑龙江伊春来到沈阳，进入一所艺术学校学习。火车进站时，他看着车窗外的高楼大厦，心里有些茫然。“那时候就觉得，这城市灰扑扑的，特别大，声音也特别响。”他后来回忆。这种最初的印象，恰恰是沈阳给他的见面礼，一种混杂着工业时代余晖与新生气息的独特质感。

沈阳用它特有的方式，慢慢接纳了这个外来的年轻人。他就读的学校位于铁西区，这里曾是中国工业的脊梁，大型国企林立，工人文化气息浓厚。放学后，他常和同学在那些有着苏式拱顶的厂区外闲逛，看穿着工装的人成群地在马路上骑自行车，听路边小饭馆里传出的豁亮的谈笑声。那些带着浓重腔调的唠嗑儿，那些在酒精作用下变得更加生动的故事，成了他理解这座城市的第一课。“他们唠嗑儿，不像在讲故事，更像是在卸车。”滕哲说，“一开口，全是实实在在的生活重量。”

转眼到了毕业季，许多同学选择回家乡谋一份安稳的工作，那是更稳妥的路。家里人也劝滕哲：“回来吧，哪怕开出租车呢，也别在那边漂着了。”他有过犹豫，但最终留了下来。问他为什么，他想了想说：“我就是觉得，在这座城市里我还能再长一长。有一种劲儿推着我，让我想看看自己到底能成个啥样。”

留下的日子，是从剧团打杂开始的。滕哲加入的第一个话剧社，藏在和平区一个老旧文化馆的二楼。排练厅不大，冬天靠一个铁炉子取暖，观众席的椅子坐上去吱呀作响。剧团的团长是个地道的沈阳大哥，话不多，但句句在点儿上。有一次排演一个关于工厂下岗职工的小品，滕哲的表演总显得“飘”，不够扎实。团长把他叫到一边，指着窗外说：“你瞅瞅楼下那些等活儿的瓦匠、蹬三轮的，哪个不是一肚子故事？喜剧不是演出来的，是活出来的。”

这句话点醒了滕哲，他开始真正走进这座城市的生活。清晨，他去塔湾早市，不买东西，就听卖菜的大妈如何用一连串的俏皮嗑把顾客逗乐。傍晚，他到万泉公园看老人下棋，他们为一步棋能争得面红耳赤，转头又勾肩搭背地去喝啤酒。他观察商场里舌绽莲花的售货员，也观察深夜路灯下默默收摊儿的烤串老板。“沈阳人有一种本事，再难、再生气的事，也能用一句玩笑化解了。”滕哲说。

在话剧社摸爬滚打的3年，是滕哲喜剧观念的塑形期。他排演的剧目，大都取材于本地的市井生活，观众也多是街坊邻居。他记得有一次演一个关于父子矛盾的小品，台下一位大爷看完，红着眼圈拍他肩膀：“小子，演得对，咱家那点儿事，就让你给抖搂明白了。”那种来自生活的、直接的反馈，让滕哲真切地感受到，喜剧的力量在于共情，在于说出普通人喉咙里那一声哽咽或那一声笑。

这种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真实感，在滕哲后来转型做自媒体时有了更深的体会。他视频里那些充满张力的对话，灵感正源于沈阳街头无处不在的、语言夸张的广告传单和商铺喇叭。那种直接，甚至有些“戗茬”的幽默，毫不掩饰生活的粗粝感，正是沈阳这座城市性格的折射——它不精致，却充满生命力；它敢于自嘲，也敢于直面问题。

后来，滕哲登上《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的舞台，慢慢有了些名气。再后来，2024年春晚，滕哲有了30秒的亮相。那个除夕夜，他远在老家的奶奶，提前好几天就通知了所有亲戚，除夕夜早早守在电视机前。可偏偏就在他出场的那半分钟，奶奶打了个喷嚏，低头找纸巾的工夫，再一抬头，电视里已经找不见滕哲的身影，老太太懊悔得直拍腿。

这个故事确实有些遗憾和戏谑，却像极了滕哲所理解和践行的那种喜剧。再隆重的盛宴，最终要落回的，是某个普通人家里那份带着些许遗憾的真实。不管怎样，滕哲站上了更大的舞台，而此刻的沈阳，也早已不再是他17岁时眼中那个灰扑扑的庞然大物了。

           穿旗袍演出，是李波一直以来的习惯。（图片来源：《哈尔滨日报》）

喜剧是条河

如果说滕哲在话剧社里学会了如何“活着”，那詹鑫，更多人熟知的“鑫仔”或“刘波er”，则是在澡堂热气与开放麦的灯光之间，找到了喜剧于自己的必然。

詹鑫的人生本来和喜剧毫无关联。这个本科学会计的鞍山男孩，毕业后在家乡开了一家澡堂。“终于当上老板了，准备大展拳脚，但做生意，其实挺难的。”那6年里，他每天面对的是拖鞋、衣柜钥匙和形形色色的顾客。东北人天性里的自来熟，让詹鑫的澡堂成了一个小社会，南来北往的趣事、生活的无奈，在氤氲水汽中被随意抖落。彼时的他还不知道，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后来都成了他喜剧作品里的碎片。

生活的转折有时就藏在一则不起眼的广告里。2019年冬天，詹鑫在网上看到沈阳“大风天喜剧”开放麦的招募信息。那时他刚刚知道脱口秀的存在，一种“我可以试试”的念头便冒了出来。他没多想，写了稿子，隔天就坐上了开往沈阳的火车。在舞台上，他讲了自己和初恋女友分手的故事，没有想象中的冷场，台下观众的热烈反应给了他意外的鼓励。那一刻，詹鑫体会到的是一种近乎“醉氧”的兴奋。后来他回忆那种感觉：“接触到方方面面后，你的潜意识就已经知道你应该做什么了。”对詹鑫而言，走上喜剧这条路，“突然变成了必然”。

沈阳这座城市，为这种“必然”提供了最自然的土壤。这里没有北上广令人窒息的竞争节奏，却有着喜剧生根发芽最需要的养分——真实的生活质感与低廉的尝试成本。在这里，喜剧不是高高在上的艺术门类，而是如早市吆喝、胡同唠嗑儿一样，浸染在城市的日常肌理中。詹鑫最初讲开放麦时，没有商业报酬，纯属“讲着玩”，但他却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人家俱乐部能让我来讲，台下还有人听，跟干澡堂子相比这就已经很幸福了。”这种因兴趣而始、不论功利的环境，让创作少了许多压力，多了几分本真。

沈阳的喜剧生态很接地气。从“大风天”这样的开放麦俱乐部，到遍布街巷的小剧场、即兴喜剧工作坊……你可以带着澡堂里听来的故事直接上台，也可以把早市大妈砍价的机智化成包袱。这种产业形态是自下而上长出来的，它不追求速成的大制作，而是先让每一个热爱喜剧的人能“活”在喜剧里，让创作与生活无缝衔接。

于是，会计的严谨、澡堂老板的阅历，最终都内化为詹鑫喜剧创作的独特养分。舞台下，他温和少言。可一旦站上舞台，那个天马行空的“刘波er”便活了起来。詹鑫就带着这股拧巴又自洽的劲儿，获得了单立人原创喜剧大赛2020冬季赛单口喜剧冠军和《一年一度喜剧大赛》第二季年度喜剧小队第二名。

这就是沈阳作为喜剧沃土的深层逻辑。它用工业文明的厚重底蕴兜底，用市井生活的热闹提供素材，再用遍布全城的喜剧场景，搭建起一个从爱好者到职业演员的平滑阶梯。在这里，喜剧产业化不是依靠宏大的顶层设计，而是源于无数个体创作活力的自然涌动。当一个曾经的澡堂老板可以轻松坐火车来试麦，当他的生活观察能被台下观众瞬间领会，喜剧的河流便已悄然流动。

种一片森林

当滕哲和詹鑫在各自的喜剧道路上摸索时，一位在喜剧界深耕多年的沈阳人，正试图为这片土地培育更广阔的喜剧森林。

在2021年创办“波波笑剧场”时，李波便带着一种近乎执拗的信念：“喜剧人才可以像种子一样被培育，而非仅靠偶然的发现。”她用了3年时间，搭建起一套“工业化”的演员培养流程和剧场运营模式。这套体系的核心，不在于虚无缥缈的灵感等待，而在于扎扎实实的日常锤炼。

李波要求剧场的每个演员，每个月都必须创作出5分钟的新段子。这听起来像是一项硬性的指标，背后却是她对喜剧创作本质的理解：“生活中哪有那么多好笑的事？尴尬、不堪、悲惨才是素材富矿。”她希望演员们学会的，是从最真实的生活褶皱里，刨出那些能让人会心一笑或开怀大笑的料。

于是，在波波笑剧场，演出结束远非工作的终点。每一场演出结束后，团队都会聚在一起复盘、改进和提升。哪个包袱响了，哪个梗冷了，为什么这个节奏对了、那个衔接慢了……这些细节都会被拿出来仔细琢磨。这种近乎苛刻的反思习惯，为的是对得起每一位走进剧场的观众。李波常对团队说：“剧场要留住观众，节目质量一定要过硬。”这话朴实，却是支撑一个剧场能持续吸引回头客的根基。

为了让更多对单口喜剧怀有热情的人有路可循，李波还创办了线上线下的脱口秀培训班。在每期大约60名学员中，最终能签约的往往只有十之一二。签约并非终点，而是另一段磨砺的开始。新人先进入“新人队”，在开放麦中反复练习，直到水准达标，才能升入“演员队”，由队长带着进行商业演出。李波会坦诚地告诉每一个新人，前方可能有一段没有收入的艰难时光，但她同时也笃定地承诺：“你要真的想做，一般三个月内都能上商演舞台了。”

这套体系的神奇之处，在于它能激发普通人身上最意想不到的光彩，山山大爷的故事便是例证。这位65岁的老人，恐怕自己也没想到会成为波波笑剧场乃至《脱口秀和Ta的朋友们》节目中年龄最大的脱口秀演员。他站在台上，带着些许自嘲调侃老年生活：“做老人真难，儿子不孝，观众也不笑……”这位退休老人的成功，也印证了这套体系的包容性与可能性，当喜剧的种子落入生活的土壤，任何人都可能开出意想不到的花。

如今，波波笑剧场已经不只在沈阳。它慢慢长到了北京、天津、哈尔滨，甚至更远。新的剧场里，单口喜剧、即兴表演、漫才同台共生，形式越来越杂，底色却还是从沈阳带出去的那份扎实和真诚。

回头来看，沈阳的喜剧产业升级，从来不是规划出来的宏图，而是这样一点点长出来的。它从铁西区老厂房的余温里汲取厚重，从早市吆喝和澡堂闲话里吸收鲜活，再通过一个个像李波这样的“种树人”，把笑声播撒到更远的地方。

在沈阳，喜剧从不高高在上。它可能藏在某个刚来这里的年轻人第一次登台的紧张里，也可能融在一位退休大爷直抒胸臆后的微笑里。沈阳正是一座允许这样的故事悄悄发生、慢慢生长的城。　　　　　　

沈阳是我家，我爹王振华

文|王冬冬

多年来，不管是幕后还是台前，王振华都是冯巩的“最佳”喜剧搭档。（图片来源：沈阳发布）

风里都飘着笑的基因

我打小在沈阳的工人大院里长大，记忆里最鲜活的，不是哪篇课文背得多熟，而是那些顺口溜，比如“锅底灰，烟袋油，包公牵着大黑牛”。这些带着泥土味儿、又透着机灵劲儿的句子，是我们这帮80后沈阳娃娃共同的童年暗号。

下课10分钟，我们就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刚从爹妈或邻居那儿听来的新段子，你说一个“关公的脸，结婚的证”，我接一句“天上的云，地上的霜”，乐此不疲。后来到外地读书、工作，初相识的朋友总说：“你说话真有意思，一套一套的。”

这种张嘴就来的歇后语、顺口溜，好像真是我们沈阳人与生俱来的语言天赋。后来我常想，这片黑土地怕是连风里都飘着让人发笑的因子。

说到这，就不能不提我爹王振华。他早年不是搞文艺的，而是正儿八经的锅炉工。但他从不觉得这经历有啥不好意思，反倒认为那段日子让他更懂普通人的乐与愁。20世纪80年代，相声火遍大江南北，我爹那颗不安分的心也跟着活络起来。他从业余票友，硬是考进了沈阳曲艺团，成了一名专业相声演员。那会儿，范伟老师也在团里，他俩还搭档说过相声。

我爹身上有一种不安分的劲儿，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脑洞大。他给我讲过一件他小时候的“壮举”。那还是他上小学的时候，老师听写生字，都是些简单的字。他觉得都会了，反复写实在无趣，就动了歪脑筋——老师念“人”，他写“大”；老师念“大”，他写“犬”；老师念“田”，他写“由”……每个字都偷偷多加一笔，通篇如此。这要放现在，可能算是一种行为艺术，可在那个一切讲究严肃规整的年代，换来的只有作业本上的大红叉和我爷爷的一顿结实教训。我爹后来笑着说：“那会儿的人，幽默感稀缺，你跟他幽上一默，他觉着你是吃饱了撑的。”这话里，有点儿自嘲，也有点儿对那个时代的无奈。但这种不甘平淡、总想从寻常里琢磨出点儿乐子的性子，大概早就埋下了。

2001年，他去了北京，加入中国广播艺术团创作研究室。在那里，他的劲儿可算使对了地方，特别是和冯巩成了黄金搭档。从2003年起，他带着团队为冯巩连续创作了《马路情歌》《生活真美好》《咱村里的事儿》《公交协奏曲》等一连串春晚小品。冯巩那些年几乎年年拿一等奖，我爹这个“幕后推手”，功不可没。

我爹总说，是沈阳这片土壤滋养了他。这话我信。当时的沈阳，工业气息浓厚，工人下班后，需要简单的快乐来化解一天的疲累。文化宫、俱乐部的演出，八一公园里民间艺人的“撂地”表演，都红火得很。我爹说，他当年就是被文化宫里的相声专场勾走了魂儿，觉得“这玩意儿了不起，能让人笑！”那种最直接、最质朴的快乐追求，塑造了沈阳喜剧最初的样貌——不绕弯子，直奔笑点，带着工人群体的直爽和热乎气儿。

有那股爽利劲儿

听着我爹的故事，闻着沈阳城里的欢乐味儿长大，我走上喜剧这条路，好像也是自然而然的事。2000年，我爹在北京给春晚节目搞创作。大概是10月份，天有点儿凉了，窗外下着淅淅沥沥的秋雨。他忽然打个电话回来，火急火燎地问我：“儿子，前两天听你跟你同学唱那个歌，词是啥来着？”我蒙了一下，才想起是课间我们瞎编着取笑同学的话：“×××他长得很丑，眼睛挺小，鼻子挺大，圆圆的脑袋，没多少头发，去了耳朵，就是冬瓜……”我纳闷儿他问这干吗。直到那年春晚，冯巩、郭冬临、陆鸣的相声《台上台下》播出，我才恍然大悟，我那顺口胡诌的破歌，竟然成了作品里的一个包袱。

从那以后，我就留了心，开始有意无意地收集身边那些有意思的对话、趣事，觉得这些平常日子里的“料”，说不定哪天就能派上用场。这个习惯，对我后来的创作，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真正系统性地走进喜剧行当，是2004年，我去天津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求学。这学校在曲艺界赫赫有名，出了不少角儿。在学校里，有一次上曲艺赏析课，刘国器老师给我们放沈阳相声名家杨振华的经典段子《假大空》。刘老师讲得特别起劲，说“假大空”这3个字，就因为这段相声，成了某种不良现象的代名词，在全国都传开了。他接着又讲歇后语，问我们：“有一句叫‘儿媳妇的肚子’，谁知道下句是啥？”我脱口而出：“装孙子呗。”刘老师乐了：“嘿，你也知道！这歇后语以前可没有，据说是从一个小品里来的，写那小品的，好像也是你们沈阳的。”我接茬：“王振华写的呀。”老师诧异地看着我：“你还真知道？！”我一脸无辜：“他是我亲生的爹呀……”教室里顿时笑成一片。那堂课，就在这场哄堂大笑中结束了。

后来，刘老师还拉着我，如数家珍地聊起了纪元、大良、杨振华、王承友、张振彬等一批沈阳籍的喜剧作者。那次交流让我特别自豪，也让我意识到，沈阳的喜剧创作，有着深厚的传统和独特的风格。天津相声的幽默，讲究个“哏儿”，需要咂摸滋味。而沈阳的幽默，更像是一记直拳，简单、干脆，不容你多想，笑劲儿就直接顶上来，这种爽利，可能真是我们这片水土独有的。

毕业之后，我也开始了自己的喜剧闯荡。2010年，我带着自己创作的相声《父子情》，参加了第五届CCTV电视相声大赛，没想到一举拿下了最佳作品奖和非职业组二等奖。我爹起初并不支持我干这行，他觉得这碗饭太难端，他吃过里面的苦。但我觉着，一个在笑声里泡大的沈阳娃娃，好像天生就对喜剧有种亲切感，再难，也挡不住那份喜欢。

那些年在北京，我们一帮搞创作的东北娃常聚在一起。灵感枯竭的时候，就跑到小剧场，相声、话剧、滑稽戏……什么都看。有位学长感慨：“还是北京好，啥都有，想看啥看啥，我老家就没这氛围。”我当时特自豪地跟他说：“沈阳有，可能没这么多，但真有那股子劲儿。”的确，无论是我身边的同行，还是圈里成名的角儿，仔细一看，做喜剧的东北人占了一大半，而辽宁的，尤其是沈阳的，又格外多。这片土地，好像特别出产能让人发笑的人才。

真正的转折点在2014年，我有个机会回到沈阳，参与了辽宁卫视《组团上春晚》的创作。那一年真是高强度输出，和团队一起鼓捣出20多个喜剧本子。也正是在那时，我结识了赵博、张瑞雪、支一、高海龙这一批特别有灵气、接地气的本土演员，他们后来都成了《欢乐饭米粒》的顶梁柱。

一转眼，《欢乐饭米粒》这个系列也陪伴了大家很多年，虽然现在告一段落了，但直到现在，我在抖音以“王刺挠”的身份直播时，还总有粉丝问：“冬哥，饭米粒儿还有下一季没？”你看，沈阳人，是打心眼儿里喜欢，也离不开属于自己的那份喜剧。

一场接力赛

回过头看，沈阳的喜剧之路，走得扎实，也在不断翻开新篇章。从早年的戏曲喜剧元素，到传统的相声、二人转在民间扎根，再到巩汉林、范伟、潘长江那一代艺术家把东北喜剧推向全国，这片土地的喜剧血脉就没断过流。

今年7月，第二届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我和我爹都收到了闭幕式的邀请。

红毯在沈阳中晨电影小镇铺开，现场星光熠熠，好像中国半个喜剧圈都来了。冯巩一开口，那句刻进国人DNA的“亲爱的父老乡亲们，我想死你们了”瞬间就把场子焐热了，仿佛这不是颁奖礼，而是街坊邻里的一次大聚会。姚晨分享她心中好喜剧的标准时说：“高级的喜剧，不是挠你胳肢窝，而是挠你心窝。它让你笑了之后，心里头还能留下点儿热乎气儿。”我爹在台下听得直抿嘴，用胳膊肘碰了碰我，低声说：“这热乎气儿啊，就是从咱心窝子里冒出来的。今天这红毯上站着的，不都是爱喜剧、懂喜剧的自家人嘛。”

最让我鼻头一酸的，是闭幕式上那个特别环节。当大屏幕回顾中国喜剧120年发展历程时，AIGC技术让几代喜剧人的影像在舞台上“相遇”。画面流转，一张模糊的沈阳老照片闪过——简陋的舞台，昏暗的灯光，台下只稀稀拉拉坐着几位观众。我爹忽然伸手紧紧攥住我，“冬子，瞧见没？那会儿，台下都没几个人，天儿还齁冷……”他没再说下去，只是重重地拍了拍我的手背。一切尽在不言中。从在角落里为几个人表演，到今天能吸引全国目光、全网讨论量超8.2亿次的喜剧电影周，这条路，我爹走了大半辈子，沈阳喜剧也走了大半辈子。

这条路上，有我爹那代人就着文化宫昏暗的灯光，为一个包袱磨到后半夜的身影；有我们这代人坐在录音棚里反复调整节奏，追求“秒秒有反应”的执着；更有现在的年轻人，拿着手机在短视频里整新活儿，也许一个突然的“爆梗”就能点燃全网。喜剧的血脉，就这么悄无声息地完成了它的“接力”。

散场后，我和老爷子慢慢往家走。夏夜的晚风吹散了会场的喧闹，四周很静。临到楼下了，他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冬子，咱爷俩……整个新活儿咋样？”

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这个在舞台上活跃了大半辈子的老喜剧人，至今仍保持着随时准备登台的姿态。或许，这就是沈阳喜剧最动人，也最厚重的地方。它从不把自己供在艺术的神坛上，而是像邻居家热心的大哥，长在生活的最里头，把日子里的磕磕绊绊、酸甜苦辣，都酿成让人会心一笑的灵丹妙药。

只要这座城市清晨的早市还喧闹，夜晚的烧烤摊儿还冒烟，还有人愿意把日子过成段子，用幽默化解生活的难题，沈阳的喜剧之路，就永远充满奔向下一站的滚烫的能量。而这，正是我们这些喜剧人，最踏实，也最温暖的使命。　　　　　　

中国喜剧看东北，东北喜剧看沈阳

文|曾于里

一聊起喜剧，尤其是那种热气腾腾、能把一家人拢到一块儿、让人笑得前仰后合的作品，就绕不开沈阳这座城市。从《刘老根》《马大帅》《乡村爱情》《鹊刀门传奇》等一系列经典影视作品，到红遍全国的《男妇女主任》《耳朵大有福》《夏洛特烦恼》《我和我的家乡（“神笔马亮”篇）》——这些或以沈阳演员编剧为主力或以这片土地为创作土壤的作品，早已成为国民喜剧记忆中最坚实的组成部分。

沈阳喜剧影视之所以拥有如此绵长的生命力，原因在于它的“面子”与“里子”彼此成全、相映成趣。面子是直给的热闹，是响亮的包袱。而里子，则是这座城市深厚的喜剧基因。它来自平民叙事中自然生长的人情温度，来自时代变迁中淬炼出的豁达与通透，也离不开沈阳作为“喜剧之城”所日夜滋养、生生不息的艺术生态。

在相互帮衬的过程中

沈阳喜剧影视，有着一股子亲和力。这份独特的平民性，植根于沈阳的地理、历史与文化肌理，它是黑土地上一代代人生活智慧与生命韧性的结晶。

地理环境塑造了东北人基本的生活节奏与方式。这里的冬季，不像江南的冬天那般婉约，也不似岭南终年常绿，它是漫长、凛冽、极具统治力的。一场大雪下来，天地间白茫茫一片，仿佛时间都慢了下来。在过去，这就是所谓的猫冬时节。

户外天寒地冻，万物萧瑟，人们的活动半径被极大地压缩到室内，压缩到那一铺铺温暖的火炕上。你可以想象那样的画面：窗外北风呼啸，窗内炉火正旺，一大家子人，或左邻右舍，围坐在一起。热烈的交谈、家长里短的分享、带着夸张和演绎成分的故事，就成了对抗自然严酷、驱散心灵孤寂的最好方式。围炉夜话的传统，催生了一种基于日常生活的、面对面的、极具现场感的交流艺术，这是东北民间艺术的温床。

如果说自然环境是“猫冬”式的向内凝聚，那么闯关东这段波澜壮阔的移民史，则是一种向外的、充满动态张力的开拓与融合。从明清开始，成千上万的中原百姓，或为生计所迫，或怀揣梦想，纷纷“闯”入这片富饶而又充满挑战的土地。想在这里扎根，就必须依靠群体的力量，也必须讲究一个“义”字，这进一步促成了东北人“重义轻利，豪爽豁达”群体性格。在互相帮衬的过程中，插科打诨、幽默调侃化解了劳作的辛苦，也拉近了彼此的距离。

“家”的温暖与“闯”的豪迈交融，共同孕育了沈阳独特的民间艺术形式。最典型的代表，便是二人转。“千军万马，就是咱俩”道出二人转的精髓：凭一丑一旦两个演员，靠着一身技艺和一张巧嘴，就能说学逗唱，演绎古今。二人转大多取材于老百姓最熟悉的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和现实生活，它的语言是活生生的、带着大[米][查]子味儿的方言土语，直接、泼辣、充满生命力。

沈阳文艺的平民性传统，源于过去，也活在当下。在今天的沈阳，平民喜剧氛围仍然极为浓厚，这里有着全国最密集、最活跃的线下喜剧演出市场。从刘老根大舞台的常态化演出，到脱口秀俱乐部、相声茶馆的遍地开花，喜剧已经成为沈阳市民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源自民间、服务民间的悠长传统，决定了当沈阳喜剧走上电视荧屏和大银幕时，灵魂依然是平民叙事。火炕边的亲切、秧歌场上的热闹、二人转舞台上的鲜活、小剧场里的互动，成功地转化为荧屏和银幕上一个个有血有肉、可亲可感的小人物。

像刘老根，敢闯敢干，思想超前，能接受现代管理理念，但他也有小农意识和封建大家长的一面，时而主观顽固，时而被人情世故牵绊。药匣子是个矛盾体，自诩文化人，在山庄里摆架子、捞好处，但他骨子里不坏，正直又讲义气，关键时刻站得出来帮刘老根。范德彪夸张的言行和不着边际的自我包装让人忍俊不禁，但他那份笨拙的努力、脆弱的自尊和始终不改的善良底色，又让观众心生亲近。

在情节的构建上，沈阳喜剧影视也热烈拥抱着平民生活。《马大帅》的主线，就是一个农民进城的打工记，其间的辛酸与荒诞，被一个个真实的细节填满。说到农民，从2006年至今，《乡村爱情》系列以700多集的体量，不紧不慢地讲述着象牙山村的家长里短、日日夜夜，构建了一个真实可感的乡土世界。它早已超越了单纯的娱乐功能，成为一种承载集体记忆、提供情感慰藉的长期陪伴，是我国电视剧史上一个独特而温暖的文化现象。

沈阳喜剧影视讲述的不是触摸不到的传奇故事，而是平民百姓在时代浪潮中的梦想与挣扎、悲伤与欣喜、挫折与奋斗，让芸芸众生在这些故事里，看见自己的影子，找到情感的共鸣，从而获得一份会心一笑的慰藉与释然。

与时代同频共振

走在沈阳的大街小巷，有时还会偶遇废弃的厂房、褪色的标语、墙皮剥落的老家属楼。这些沉默的建筑，藏着一段深刻的时代记忆。但你也轻易能够发现，一些老厂区旁立起崭新的创业园区，一些旧厂房被改造成文创基地，穿着时尚的年轻人进出其间。不念过往，更向新生，这是东北与时代关系的生动映照。

作为“共和国工业长子”，沈阳曾是中国工业的“火车头”。计划经济年代，这里的钢厂昼夜轰鸣，机床边的工人戴着蓝布帽，下班时家属楼里飘着白菜炖粉条的香，连孩子们的歌谣里都唱着“工厂里的烟囱高又高”……工人有着体面的职业、稳定的收入，也有着强烈的职业自豪感，集体主义的荣光深深烙印在东北人的精神世界里。

时代的列车在20世纪90年代猛然转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大潮中，东北承受了剧烈的阵痛。沈阳站在时代变革的前沿，也最先品尝到变革的苦与甜。这段特殊的经历，让沈阳人养成了一种独特的时间感——既深刻理解什么是“大势所趋”，又懂得如何在时代的浪潮中调整姿态，保持尊严。

2002年，情景喜剧《东北一家人》定格“下岗潮”这一历史瞬间，但它没有沉湎于悲情，而是用每日的市井幽默，展现了普通人在巨大变迁中的生命韧性。与此同时，城市化进程这一幅更为汹涌的时代图景正徐徐展开，无数农民背井离乡，涌入陌生的城市，他们面临“回不去的乡村、融不入的城市”的双重困境。这一切在2004年开播的《马大帅》中得到了深刻而悲悯的呈现。

进入新时代，随着东北振兴战略的深入实施，沈阳喜剧影视也呈现新的时代特征。近年来的一系列作品，敏锐捕捉了东北大地上的新气象。在2020年的《刘老根3》以及《乡村爱情》后续系列中，我们能看到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电商直播进入象牙山，大学生返乡创业成为新潮流。

沈阳喜剧影视从来不是象牙塔里的笑声，它是贴着时代的地面长出来的。作为曾经的时代“排头兵”，经历过别人没经历的辉煌与阵痛，所以东北人对时代的变化，有着更敏锐的感知。如今的东北，正在谱写东北全面振兴的新篇章，东北喜剧影视也以其特有的方式，记录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如何在新征程中奔跑。

城与剧的成全

若将东北喜剧比作一条奔涌的河流，它的源头深植于黑土地的民间传统，它旺盛生命力在于它从不囿于一隅，始终保持着向城市集聚、向时代敞开的动态格局。随着传统生活场景的消逝与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喜剧赖以生存的地域文化正在变迁，它需要一种有意识的城市生态来承接、转化并延续精神血脉，从“地域喜剧”进阶为一种可以抵达更广阔的主题、更现代的语境、更普遍的人类情感的“风格喜剧”。沈阳这座喜剧之城，正是推动东北喜剧转型升级的关键场域。

许多人说，“中国喜剧看东北，东北喜剧看沈阳”。这是对沈阳喜剧历史的高度概括，也是对沈阳喜剧生态建设的认可。那些后来走向全国的喜剧人，在成名之前，大多经历过沈阳小剧场的淬炼。这里的舞台不华丽，却格外真实；观众不苛刻，却极懂“门道”。沈阳市民习惯在笑声中辨别生活的质地，他们拒绝虚假的包袱，钟情于有根有苗、有笑有泪的叙事。这样的环境激励着喜剧创作者放下套路，回归人本，从街头巷尾的对话中捕捉节奏，从市井人生的百态里寻找灵感。可以说，沈阳是喜剧人完成“在地化训练”的第一现场，是他们理解何为“老百姓的笑声”的起点。

近年来，沈阳更是主动地转型为喜剧内容生产的现代工场。连续举办的中国（沈阳）喜剧电影周，是展映平台，也是行业对话的枢纽，创作者在交流中捕捉新题材、新语感。中国·沈阳喜剧电影产业联盟的建立，从产业链层面打通了从创意孵化到拍摄制作、宣传发行的各个环节，为喜剧项目提供系统性支持。这些举措构建了一套可持续的内容生态，让喜剧在变化的社会环境中依然保有创新的底气。

沈阳对喜剧的深厚涵养，也在民间土壤中自然生发出蓬勃的活力，“马学”的兴起便是典型一例。沈阳的年轻人把《马大帅》翻出来，逐帧分析范德彪的台词，用“彪哥语录”做表情包，甚至开讲座讨论“范德彪的精神世界”。20年前的老喜剧，在沈阳变成了新的青年亚文化，喜剧何止是娱乐消费品，也是可参与、可重构、可再创作的文化文本。来自民间的二次创作活力，是喜剧能够跨越代际、持续“圈粉”的重要动力，也体现了一座城市对幽默文化的包容与自信。

至此，一种良性的文化循环已然形成。沈阳以特有的城市生态为喜剧人提供成长的养分，为喜剧创作开辟实验的土壤，喜剧也以欢乐的能量与智慧的洞察，重塑沈阳的文化气质，增强作为区域文化中心的软实力。城市滋养IP，IP反哺城市，沈阳喜剧在文化多元共生的大时代里，凭这份独有的喜剧生命力自成一派，独领风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