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车载着鲁迅雕像驶出鲁迅美术学院三好街校区。（摄影：李博）

2025年初秋，沈阳市和平区三好街19号，鲁迅先生的塑像被小心翼翼地包裹、吊起，缓缓运离它屹立了近70年的鲁迅美术学院（以下简称“鲁美”）校园。

这一幕，迅速在社交网络上汇成一股怀旧的潮流。
视频、照片与感怀的文字，共同拼接成一册流动的集体记忆，几代鲁美人关于青春、艺术与理想的过往，随之徐徐展开。

走出“小鲁艺”

“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1936年，毛泽东挥毫写就了他唯一赠予现代作家的词作《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称许她手中“纤笔”足以匹敌“三千毛瑟精兵”。这既是对一位知识分子初抵陕北的欢迎，也彰显了文艺在革命中的重要性——它本身就是一种力量。

全面抗战爆发后，这种力量越发凸显，成为宣传鼓动、组织群众最有力的武器之一。然而陕甘宁边区原有的文艺团体规模小且分散，无法满足如火如荼的抗战宣传需要。建立一所综合性艺术学府迫在眉睫。

1938年初，鲁迅艺术学院（以下简称“鲁艺”）在延安诞生。毛泽东和周恩来领衔，林伯渠、徐特立、成仿吾、艾思奇、周扬等人联名发出《鲁迅艺术学院创立缘起》，旗帜鲜明地指出：“我们以已故的中国最大的文豪鲁迅先生为名，这不仅是为了纪念这位伟大的导师，更是表明我们要向着他所开辟的道路大踏步前进。”毛泽东不仅亲自题写校名，更写下了“紧张、严肃、刻苦、虚心”的八字校训。他多次强调，艺术工作者应当善用艺术这一武器，为民族解放事业服务。

在此前后，奔赴延安的大批知识分子给延安文艺界注入了新的活力，鲁艺著名的《黄河大合唱》便诞生于这一时期。但他们的作品往往与火热的现实脱节，难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凤凰涅槃大合唱》便是一例，这部作品虽在延安文艺界内获得好评，但百姓却直言不讳地给出了相反的评价。艺术创作和群众审美之间，横亘着一条巨大的鸿沟。

转折发生在1942年5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了一次影响深远的文艺座谈会，主要内容就是一年后正式发表在《解放日报》上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从此，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被正式确立。“对许多亲历者而言，他们的思想转变由此开始。对于延安乃至中国的文艺运动而言，划时代的转变也由此开始。”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第二研究部副主任李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座谈会后不久，5月30日，毛泽东又来到鲁艺对全体师生发表演讲，他鼓励大家深入生活：“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老师。”

自此，“走出小鲁艺，走进大鲁艺”成为鲁艺师生创作的基本原则，文艺家掀起了下乡、进厂、上前线的热潮。他们一头扎进群众生活，从陕北秧歌、信天游这些民间艺术中汲取养分，使作品焕发浓郁的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为群众喜闻乐见。“艺术为人民服务”这一鲁艺精神的核心，至此落地生根。

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成果，莫过于1945年由贺敬之、丁毅执笔，鲁艺集体创作的新歌剧《白毛女》。它被誉为中国文艺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作品，也成为解放区文艺的鲜明旗帜。

《白毛女》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演，引发了空前的情感共鸣。“当时现场不流泪的人是很少的。”演出落幕，时任太岳纵队司令员的陈赓激动高呼：“好！太好了！”他与众多从前线归来的指挥员一致要求：“快把剧本和曲谱印出来，我们要带回部队去大演特演！”

这簇艺术的星火，很快燃遍了解放区的每一个角落。丁玲曾生动记录下当时的演出盛况：“满村空巷，墙头上、屋顶上、树杈上、草垛上全是人。”《白毛女》的演出队伍也紧跟着部队的步伐。解放军打到哪里，歌剧就演到哪里；歌声响处，必然引发万人空巷的轰动。

解放战争时期，《白毛女》更成为“新式整军运动”中不可或缺的精神号角。在乡村，农民看完戏后，纷纷投身于斗地主、反恶霸的洪流，踊跃送子送郎参军；在部队，每一次演出就是一次战前动员，干部战士群情激愤，还有战士举起枪要打死“黄世仁”，以至于有些部队规定看《白毛女》时不许带子弹。

在《延安鲁艺风云录》中，作者王培元这样评价：“在中外文艺的历史上，还很少见到哪一部戏剧像《白毛女》这样，起到了如此巨大的宣传教育作用……”

冼星海指挥鲁艺学员排练《黄河大合唱》。（图片来源：历史资料）

塑时代之像

1945年，抗战胜利后，党中央即决定将鲁艺迁往东北。队伍几经辗转，于1949年在沈阳扎根。画室里，师生们重新挂起毛泽东的题词，他们从延安带来的不灭火种，开始在东北的黑土地上熊熊燃烧。1958年，学校正式定名为鲁迅美术学院，由此确立了鲁美作为中国美术教育核心院校之一的地位。

在城市雕塑等领域，鲁美堪称国内翘楚，作品风格宏大、厚重、扎实，且充满使命感。20世纪60年代后期，沈阳中山广场启动了一组大型雕塑建设，这一艰巨而光荣的任务，落在了鲁美师生的肩上。

方案最终确定以58个人物的群像，凝练呈现1921年以来的革命征程。雕塑依历史时间线索分段，将不同时空、不同情节融于一体，借助具有时代特征的人物造型，构建出富有节奏感的群像，生动传神。

这些人物均有真实原型。创作人员分头“下工厂、到农村、进军营”，只为寻找“最生动的形象”。从沈阳军区的文工团演员，到天津的火车司机，都成为这座时代丰碑的原型与共同创造者。群雕正对沈阳站，“就是为了让从五湖四海来的人，一出站就能看到它。”创作人员丁伟年说。

过程虽不乏争论与反复修改，但大家目标一致——不断提升艺术品质。典型的例子是群雕中的连长形象，因位置关键、体量大、动态鲜明，曾多次更换创作人员。“这个人物立不起来，整侧24个人就带动不起来，就缺乏感染力。”创作组成员陈绳正回忆道。最终，由另一位创作人员杨美应接手，才塑造出一位勇猛果敢的基层指挥员形象，把气势推向高潮。

1970年国庆节，这座长22.5米、全高约20米的巨型群雕正式落成。如今，它已深深融入沈阳的城市记忆，也成为新中国雕塑史上不可替代的里程碑。

在大众艺术形式上，鲁美人同样倾注着虔诚。20世纪80年代，画家赵奇为将方志敏遗作《可爱的中国》绘成连环画，几乎踏遍方志敏烈士生前走过的所有地方。他的采风笔记中，潦草地记录着创作的艰辛：“6日，乘了一夜车，累极了。我几乎是十分钟一睡，十分钟一醒……”

在当时的艺术界看来，将这篇抒情散文改编为连环画难度极大——文字中奔涌的是炽热情感，而非线性的叙事。如何将方志敏烈士的精神内涵转化为画面，成为最大的难题。最终，赵奇拒绝简单地图解文字。他大胆借鉴文学中的意识流与电影中的蒙太奇手法，让画面呈现如史诗电影般的感染力。

数易其稿，这部文学经典最终化作46幅画作。作品不仅开创了连环画的新面貌，更因与原著相通的赤子情怀而深受读者喜爱，屡获大奖并数次再版，终成一代美术经典。连环画大师贺友直在致赵奇的信中赞叹，称这是过去“想都不敢想”的突破。很多关于方志敏的出版物，插图都选用了赵奇的画作。

永远在路上

当市场经济大潮席卷而来，鲁美这位从延安走来的“红色匠人”没有故步自封，而是果断与时偕行。

画架旁出现了电脑，雕塑刀旁立起3D打印机。学院里形成了一种奇妙的氛围。一边是白发苍苍的老教授指导学生创作传统版画，另一边，实验艺术专业的年轻人正调试着VR设备；画室里依旧弥漫着松节油的气息，而走廊上则回荡着关于人工智能与艺术未来的热烈讨论。

这种传统与现代的交融共生，确保了鲁美的学生既能练就扎实的“手上功夫”，也能掌握面向未来的“数字思维”。他们将设计智慧渗透到现代生活的方方面面，从参与“九·一八”历史博物馆、抗美援朝纪念馆等国家级场馆的设计，到为黄海汽车设计的城际客车荣获国际工业设计金奖……

身虽入世，但鲁美从未忘记“艺术为人民服务”的初心。它积极参与国家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工程，并通过全景画创作，书写了新时代的传奇。

全景画是一种融合绘画、雕塑、建筑、声光电等多种手段的综合性艺术，规模宏大，在VR和AR技术尚未普及的年代，它几乎代表了沉浸式体验的艺术巅峰，被誉为“博物馆艺术之王”。自1989年完成中国第一幅全景画《辽沈战役·攻克锦州》以来，鲁美便成为中国全景画创作的“国家队”，代表了中国主题性美术创作的最高水准。根据校方公开资料及权威媒体报道，鲁美团队迄今已主导了11幅百米规模的创作。2010年完成的《锦绣中原》更以3012.365平方米的面积创下吉尼斯世界纪录。

“临场感”是鲁美全景画最鲜明的特质。鲁美教授晏阳在《莱芜战役》全景画工作日记中，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当原华东野战军六纵十八师师长饶守坤被邀请到场后，他从画中准确辨识出战场的细节：“那里是五十三团，高坡上那人是我的战友彭冲……噢，我的指挥所就在这个小院里！”

创作接近尾声时，一些曾亲历这场战斗的老战士、老民兵也被请进画馆。这些年逾古稀的老人格外激动，纷纷感叹：“太像了，一点儿也不差，当年打仗时就是这个样子！”这所从革命烽火中走来的学院，最终在市场经济的浪潮中，探寻到“艺术为人民服务”在当代的实践路径。

只要时代仍需被记录，人民仍需要美的启迪与慰藉，鲁美这支由历史和使命锻造的画笔，就永不停歇，永远在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