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姬陵前头顶谷物的印度女人。（图片来源：veer）

在互联网语境里，印度的形象常呈现一种割裂的状态：一方面，是宝莱坞的绚烂歌舞、风靡世界的瑜伽修行、泰姬陵的永恒传说交织的东方国度；另一方面，是森严的种姓制度、堪忧的公共卫生、混乱的交通秩序以及见诸报端的社会治理难题等负面刻板印象……这也为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全球最大的软件和后端服务外包大国披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

年轻巨人的优势与挑战

人口日益被视作基础性战略资源与核心驱动力，是一个不容忽视的全球性共识。

印度与中国同为人口超级大国，印度更在2023年以约14.38亿人的规模超越中国，位列世界第一。作为两大延绵数千年的文明体，中印能从世界格局的多轮洗牌中延续至今，庞大的人口基数无疑是深厚韧性的关键所在。数据显示，历史上两国人口占世界人口总数的比例长期在18%—35%区间浮动。

印度的国土面积仅约为中国的三分之一，它如何承载如此庞大规模的人口？答案在于，印度是一个被低估的农业大国。尽管给人以“地少人多”的印象，印度却常年位列全球最大的粮食净出口国之一，同时也是世界上耕地面积最大的国家。印度国土除东、西高止山脉外，自喜马拉雅山南麓直至印度大沙漠，都分布着广袤的耕作区，为维系庞大的人口数量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印度的人口优势不仅在于数量，更在于“结构”——显著的年轻化特征。数据显示，印度人口平均年龄仅为28岁，显著低于中国的38岁，拥有规模达5.94亿的15—64岁劳动力人口。据预测，其人口总量将在2050年左右达到约16.8亿人的峰值，即便到本世纪末，仍能维持15亿人以上的规模。

这支规模庞大且持续增长的年轻队伍，成为印度经济发展源源不断的潜在动能。目前印度已是全球最大的劳工输出国之一，约800万名海外劳工每年通过侨汇为母国带来可观的收入。在2025年，印度侨汇收入预计将高达1350亿美元。这既缓解了国内就业压力，也为经济发展注入了宝贵的资金。

与此同时，印度的人口素质也在逐步提升。虽受根深蒂固的社会传统制约，推行免费基础教育的努力成效有限，但高等教育体系仍在持续扩张。大学数量从2015年的760所增至目前的1213所。可以预见，当大批接受过系统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成长为社会中坚，或许就是印度人口红利全面兑现的时刻。 

此外，语言是印度融入世界的另一项潜在资本。基于殖民历史（1947年印度独立），英语长期作为印度的官方语言之一被广泛使用。虽然全国仅约10%的人口能以英语交流，但在绝对数量上已相当于一个大国的人口。这为印度与国际社会接轨、助力经济发展提供了显著便利，尤其是在科技、商业等关键领域，英语已成为工作语言。事实上，高素质劳动力普遍具备英语能力，这也是印度能够承接大量美国IT服务业外包订单、自2000年以来引领IT服务业蓬勃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如今，印度IT产业已形成庞大规模，2024年总收入预计约5000亿美元，其中IT服务业贡献约2500亿美元，约占GDP的7.5%。该行业直接雇用超过500万名员工，构成了印度白领就业的核心，有力支撑了中产阶级的消费与城市发展。在全球范围内，印度也已成为IT与软件服务的重要中心之一，其程序员海外外包业务量占据全球市场的55%。

印度要将人口优势完全转化为发展动力，仍面临严峻挑战。目前印度的劳动参与率徘徊在50%左右，女性就业率不足10%，与10年前相比未见明显改善。青年失业率更是长期高居25%以上。倘若印度无法有效突破就业、基础设施等核心瓶颈，所谓的人口优势甚至可能成为沉重的人口负担，阻碍国家的长远发展。

政策雄心与产业现实

2025年5月27日，印度总理莫迪高调宣布“印度已成为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并重申将于2047年将印度建设为发达国家的承诺。

此言并非空穴来风，印度确是当前全球经济增长最快的主要经济体之一。在亮眼表现背后，政策驱动功不可没。

为扭转经济长期“服务业主导、制造业偏弱”的局面，莫迪政府自2014年起便将工业化置于核心战略位置。标志性的“印度制造”计划勾勒出宏大愿景，而2020年3月推出的旗舰产业政策——“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则可视为将愿景落地的关键政策工具。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的核心逻辑在于“以产出定激励”，即政府根据企业在特定年限内实现的、经税收抵扣后的净增量销售额，给予4%—6%不等的财政补贴，旨在抵消企业生产所面临的部分高昂要素投入与合规成本，从而激励企业进行长期投资，快速形成本土规模化生产能力。该计划最初聚焦于手机制造与电子零部件、制药（关键原料药和中间体）、医疗器械三大行业，随后迅速扩展至汽车及零部件、纺织、太阳能光伏组件、无人机等14个被政府认定为高进口依赖或具备巨大就业、出口及经济带动潜力的关键领域，总拨款额达1.97万亿卢比（约合260亿美元）。

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公开宣称的目标有三：一是吸引前沿技术领域的投资，培育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本土制造业龙头企业；二是扩大出口，使印度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三是促进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构建完善的本地产业生态。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举措的背后，也隐含在全球市场上与中国竞争份额的战略意图。

目前，这一计划在部分产业中已初见成效。以手机制造业为例，生产挂钩激励计划强力助推印度完成了从手机净进口国向兼具本土制造与出口能力基地的转型。如今，印度已成为全球第二大智能手机生产国。苹果、三星等巨头持续加大在印投资，2025年上半年，印度生产的iPhone已占全球产量的16%—17%。苹果公司不仅将部分新款机型的生产环节转移至印度，更计划将销往美国市场的所有手机生产任务布局于此。

在推动生产挂钩激励计划的同时，印度还推出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旨在降低外资企业的运营成本，例如在特别经济区设厂的企业可享受进口原材料免税、出口收入免税以及企业所得税减免等优惠政策，这同样为印度制造业的增长提供了助力。

但印度若想真正跻身全球制造业强国之列，依然前路漫漫。基础设施瓶颈、外资信心波动、核心技术短板等诸多挑战亟待解决，仍需探索一条契合自身比较优势的差异化发展路径。

匮乏中的可能

俗语说“螺蛳壳里做道场”，指的是在逼仄简陋的环境中处理复杂事务的智慧。印度人所擅长的，正是这样一种“在匮乏中创造可能性”的能力——他们擅长将有限资源进行极致化重组与利用，从而在成本控制方面展现令人惊叹的灵活性。

这种能力在国际商业舞台上表现得尤为突出。一个引人瞩目的现象是，越来越多的印裔精英正成为全球科技与消费巨头的掌舵者。微软的萨提亚·纳德拉、谷歌的桑达尔·皮查伊、百事可乐前CEO英德拉·努伊等人，虽非企业的创始人，却总在企业面临增长瓶颈或转型危机时临危受命，承担起重塑竞争力的重任。纳德拉带领微软向云计算成功转身，皮查伊推动安卓与Chrome浏览器持续进化……这些案例不仅体现了他们的战略眼光，更折射出一种在资源与时间双重压力下实现突破的“印度式解题逻辑”。

谈及印度的成本控制艺术，就不得不提印度的航天产业。2013年，印度的“火星轨道器任务”仅耗资约7400万美元，甚至低于好莱坞电影《地心引力》的制作成本，却成功地使印度成为首个首次尝试便入轨火星的亚洲国家。2023年的“月船3号”实现月球南极着陆，成本仅约7500万美元，同样低于其他国家同类任务。更令人称奇的是，印度空间研究组织在2017年以“一箭104颗卫星”的方式创下世界纪录，这不仅展示了精准的卫星部署技术，更以极具竞争力的商业发射价格，在当时的全球航天市场中开辟出独特的生存与发展路径。

表象背后，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节俭创新”哲学。它强调在确保核心系统可靠性的前提下，最大化利用现有资源，采用简约设计思路与成熟技术体系，甚至在非关键部位大胆使用商用级组件以替代昂贵的航天级部件。与此同时，印度航天部门通过本土化生产，掌控了从火箭材料到卫星制造的全产业链环节，有效降低了对外依赖与采购成本。

这种“低成本、高成效”的逻辑，也逐渐渗透至印度的制造业与科技领域。 近年来，随着印度积极签署并实施多项自由贸易协定，其融入全球产业链的步伐正在加快。富士康等代工企业在印度设厂，不仅带来资本与技术，也引入了先进的生产管理经验，这进一步强化了印度在制造业的成本优势。而在信息技术、制药等行业，印度企业同样依托低成本人才与灵活商业模式，在全球市场占据一席之地。例如，印度制药公司凭借仿制药的研发与规模化生产，大幅降低了药品价格，成为“可负担医疗”的重要推动者。

总而言之，印度是一个正在快速变化且充满内在张力的大国。它既拥有令人无法小觑的大量年轻人口、特色鲜明的IT产业、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与扎实的农业基础等优势，也面临贫富悬殊、基础设施滞后、社会矛盾与治理效能等严峻挑战。因此在看待印度时，也是时候摘掉“非白即黑”的有色眼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