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采队员常常自称“挖煤的”“下井的”。这份工作并不光鲜，甚至非常艰苦和寂寞，但大多数人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

坐在猴车上的几十分钟，是综采队员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摄影：张北）

挖煤的人

清晨5点半，天际刚泛起一层浅灰。铁法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大平煤矿综采队队长陈月像往常一样，提前2小时来到矿口。在这支有着160多名成员、平均年龄45岁的队伍中，1988年出生、长着一张娃娃脸的陈月显得格外年轻。

从大学到矿道，很多人都问过陈月：“家境不错，成绩也不差，为什么偏要来做矿工？”陈月总是笑着回答，是机缘巧合。小时候在电视里看到矿工搭着罐笼缓缓进入地下，脸上沾着煤灰，眼睛却亮亮的——那一幕，他记了很多年，“就是觉得特别酷，想成为他们那样的人”。

2010年，陈月从辽宁工程技术大学毕业，来到大平煤矿。出人意料的是，他没有直接进入技术岗位，而是选择从一线验收员做起。白天，他跟着师傅深入井下，在本子上密密麻麻记下设备问题、操作流程；晚上，就着灯光，将沾满煤灰的笔记一笔一画誊写到台账上——采煤机司机、支架推溜工、扫货工、放煤工……每一个工种的工作量、得分扣分，他都认真核对，从不马虎。这一干，就是7年。

那些年的一线打磨，让陈月不仅摸透了采煤的每个环节，也渐渐成了矿工们眼里靠谱的“自己人”。他一步步成长为综采队的骨干，也成为大平煤矿最年轻的采掘队队长。15年过去了，他现在依然每天最早到矿，最晚离开。

与科班出身的陈月不同，30岁的张子良是子承父业。5年前，张子良从综采队生产班调到了维修班，开始每天与“三机一架”打交道，采煤机、刮板机、皮带机、液压支架成了他新的伙伴。

8年前，张子良还在珠海一家电子厂打工。高中毕业的他，怀揣梦想南下闯荡，却因学历所限，只能在流水线上贴标签。日子单调，前途迷茫。那几年经济形势起伏，收入越发不稳定，他便动了回乡的念头。

张子良的父亲张凌玉是大平煤矿的一位老矿工。11年前，作为井下作业特殊工种的张凌玉可以申请退休，但自己是家里的经济支柱，所以迟迟没有办理退休手续。“给儿子娶媳妇攒了不少钱了。”尽管工作环境艰苦，但张凌玉从不抱怨，每个月6000多元的工资和公司缴纳的五险一金，让他觉得踏实。

张子良最终选择回到矿上。他明白，这一次不能只靠力气，还得有技术。于是他一边下井，一边利用业余时间在辽北技师学院学习技术。两年后，他顺利拿到钳工证，调入维修班，工资也超过了父亲。就这样，父亲退休儿子接棒，完成了另一种形式的传承。

“我爸总说，干这活儿没什么厉害的，能把煤稳稳送上地面，就足够了。”张子良说。这句话，其实也道出了综采队很多人的心声。他们常常自称“挖煤的”“下井的”。这份工作并不光鲜，甚至非常艰苦和寂寞，但大多数人一干就是十几年，几十年。

毫厘千钧重

在大平煤矿S2S5工作面上，每一个细节都关乎安全与效率，也连着矿工们的日常生计。

2024年11月，液压支架工项银钢在进行移架工作时出现了失误。所谓移架，就是随着工作面的推进，调整液压支架的位置。“当时任务有点儿急，我想着得快点儿把这几组支架弄好，就忽略了煤质的变化。”项银钢回忆，看着验收员张勇拿着测角仪反复测量一个支架，他就知道出问题了。

“这根歪了6度，整排支架都受影响，属于不安全状态，扣100分。”听到这话，项银钢直起身，用扳手在支架上轻敲一下，有些不服地嘟囔：“煤太硬，掘进机走得偏，差这一点儿也不显眼。”张勇没接话，只是低头在验收本上记录。

100分，就是20元钱。说不心疼是假的。“后来一想，张勇在井下干了10多年，他说的话肯定没毛病，去年一年光隐患他就查出了10多个，是咱的错就得认。”项银钢说。这时，陈月走了过来。他没有批评，而是蹲下身用手背贴了贴顶梁，又拿尺子量了间隙，平静地说：“项师傅，回调半度。张师傅标注清楚，下午班前会我们一起分析这里的受力。”两人不再争执，一起继续投入工作。

个人操作中的细微偏差会直接影响生产安全，系统性的设备问题更是整个工作面能否顺畅运转的关键。陈月想起自己半年前经历的一次大考。彼时全矿推行“一井一面”生产模式，在S2S5工作面上任何环节出问题都可能造成全线停产。而胶带运输机偏偏开始不听话，这条2000多米长的流水线频繁跑偏，煤屑不断洒落，每天至少有十分之一的运力损失。

面对持续的生产损耗和可能的停工压力，陈月没有解释，而是直接把被褥搬进了办公室。他吃住在矿上，常常一口气在井下待10个小时。他和维修班沿着巷道反复找问题，从机尾卸货点到吊挂结构，一寸寸地校准。皮带头与工作面高差近200米，顺槽长达2000多米，他们每天需要走至少3个来回。

历经40天的持续检测与调试，陈月终于找到了问题所在，原来是两部皮带机的运行速度比原来每秒快了0.1米。“这个数看着不起眼儿，但就是这点儿偏差，破坏了整个运输系统的同步性，每年就能给矿上带来上百万元的经济损失。”陈月说。

变与不变

大平煤矿于1991年建矿，2004年正式投产。作为国家“八五”期间的重点项目，它已走过20多个春秋。新设备不断引入，系统逐年升级，井下开采深度也从最初的120米延伸到如今的近700米。

项银钢刚来矿上那会儿，上下井全靠两条腿走。“那时没有猴车，也没有胶轮车，唯一的交通工具就是脚。”项银钢回忆。不熟悉路线的时候，从井口走到采煤工作面，要花一个多小时。一路漆黑，只有头顶的矿灯在黑暗中照出一小片光，耳边除了自己的脚步声和岩壁滴落的水声，再没有别的动静。

2014年，大平煤矿装上了架空乘人装置，也就是项银钢口中的“猴车”。最早的猴车需要工人自己把座椅挂上钢丝绳，后来因为安全隐患换成了固定式，再到现在，已经升级成全自动运行。项银钢却不怎么坐猴车。“那车太慢，不如自己走得快。”他早已把井下的每一条巷道、每一处拐角都刻在了脑子里。如今这段硌脚的碎石路，他半个小时就能走完。“走走也挺好，顺道还能检查一些问题。”他笑着说。

变化的痕迹，也藏在今昔对比的细节里。大平矿工会副主席崔立国的手机里存着一段2010年的视频，是队友帮他录的。画面中的他正猫着腰，在不足半米高的巷道里安装液压支架。“扳手在同一个地方拧上百下，才能移动一点点。干完活儿升井，胳膊都抬不起来。”他说，那时候挪一次支架，花费两三个小时，进展却只有零点几米。

现在，工人可以站在几十米外，甚至在地面调度室，远程操控智能液压支架。崔立国却觉得，机器再聪明，也离不开人的经验。“每根支架的位置不一样，煤层条件也总有变化，调整角度、判断承压，最终还是靠人。”

这些“老矿山”身上似乎总有点儿“固执”。技术一直在更新，但他们仍坚守着父辈传下来的传统，俯身入井、踏实做事、不抄近道。

2023年，大平煤矿一度频繁出现井下电机无故断电的问题，影响正常生产。电工宋健听说大兴煤矿有一套独特的检测方法，便每天开车50分钟，赶到同在一个县的大兴煤矿去学习。他抄了整整三本电路图，回来就对着旧电机反复揣摩、调试。不到一周，这个“老大难”问题就被他解决了。“智能化能传数据，但真遇到设备故障，还是得靠下过井、摸过实物的兄弟来判断。”崔立国说。

就像崔立国说的，数据可以实时上传，设备也越来越智能，但最终走下去检修、调试、守护矿井的，仍然是一个个具体的人。他们的经验与汗水，是再先进的系统也无法替代的“活”攻略。如今，大平煤矿的S2S5工作面每日产煤量稳定在1.3万吨以上。矿山还有0.97亿吨的剩余储量，预计还可开采20年。“也许等到资源采完的那一天，我们都已退休，大平煤矿也将完成它的使命。”崔立国轻声说。　

          大平煤矿井下巷道的支架挂钩上，挂着矿工自带的饭菜。（摄影：张北）

大平煤矿远景图。（受访者供图）

除了在综采工作中，矿工们在拔河比赛中也体现出团结奋进的精神。（受访者供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