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观影”经历

当银幕点亮，9号放映厅总是座无虚席。

2021年8月14日这天，银幕上放映着新上院线的《盛夏未来》，这是一部校园青春片，一张票的售价大概为50元。但9号放映厅不卖票，也远比一般影院安静，这里看不到划出亮光的手机，座位旁也没有爆米花，只是竖着一根根红白相间的助盲杖。

40余名视力障碍者坐下来。他们时而仰头，把耳朵朝向银幕，时而低头思索。银幕的光影映在他们的侧脸上，忽明忽暗。

       这是一家专门给视障人士讲电影的放映厅，自2005年第一次给盲人讲电影，至今已走过17个年头，2021年还迎来自                         己的第1000场放映

“黑幕，镜头转到郑宇星的家中。郑宇星坐在椅子上，手中拿着忏悔书。”在电影对白间歇，讲述员手拿话筒，对着电影画面娓娓道来。

在这里，讲述员似乎更能决定一部电影的精彩程度。观众的情绪总是随着他的表达而波动，他们的反馈很细微，或者锁眉，或者微笑。当人物故事进入高潮时，有的观众掏出纸巾在擦拭泪水。

                                            讲述员紧盯银幕，陈述着电影画面的流变

90分钟的电影，王伟力并不比讲述员轻松，他有时会轻声提醒讲述员语言技巧。电影进入中程，他会在通道上对观众的反应做下记录——这是“心目影院”的第987场电影。

王伟力曾经在中国科学院地球所工作，20世纪90年代下海经商。王伟力的妹妹患有智力障碍，都是由母亲和他来照看，家里有残障亲属，他对这类人群的处境便不陌生。辞职后，王伟力和妻子郑晓洁计划着做一档纪录片叫《生命在线》，主题也是关于残障人士，在那一年的拍摄时间里，王伟力结识了很多视力障碍朋友。

给他们讲电影，完全是一次偶然。一天，王伟力在家看《终结者》，有一位视力障碍朋友造访，他听说过电影很精彩，但自己从未接触过，那是需要眼睛才能体会的感受，所以每当有人说起电影时，他就心生挫败感。

此时，电影里传来爆炸声，朋友很好奇。王伟力就试着向他描述电影里的画面，“一辆汽车撞在墙上着起火来，发生了爆炸，一股浓烟、烈焰腾空而起……”朋友也跟着紧张起来。等电影讲完，这位朋友的反应更出乎王伟力的意料——他完全疯了，将王伟力抱住，在半空中转了一圈，额头和手心全都是豆大的汗珠。王伟力非常震惊，惊讶于自己如此粗糙的讲述，竟能让视力障碍者感受到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王伟力觉得自己没有准备，讲述得非常糟糕，朋友却对王伟力说这是30多年里最珍贵的一次观影经历，没错，他说的是观影经历。

就在那时，他意识到视力障碍者也想“看”电影，视力障碍者也能“看”电影，与此同时，一个想法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他要给他们讲电影。

                         心目影院创建者王伟力

讲述一种能力

两年后，在北京鼓楼西大街的一处四合院，“心目影院”正式成立。最初，王伟力夫妻和志愿者用一间20多平方米的小屋作为放映厅，那里有电视、话筒、VCD放映机和几十把椅子。

讲电影，更为官方的说法叫“无障碍电影”，在台湾地区也叫“口述影像”。简单来讲，就是把电影里“看见”的“说”出来，但做起来并不容易。

如果在现场讲，还得多准备两台音响，专门用来连讲述者的麦克风。音响位置的摆放也有讲究：不能把音响放在前面，跟电影的主音效掺和在一起；也不能放在正后面，这样声波无法笼罩全场。必须把它们放在观众的侧后方，这样观众听到的声音才是从耳边传过来的。

再一点，讲述人必须把握自己的音量大小。不能过低，也绝不能过高，要时刻记住“耳语”的感觉——这不是在用喇叭广播，也不是在跟谁说悄悄话，更像是和亲近的人讲故事。

这些都还是次要的，重中之重的是语言的修辞。因为语言要帮助解决最重要的问题——消除视觉障碍，用文字把画面准确地表达出来。

讲述电影画面其实是一种能力。王伟力让妻子坐在电视后面，闭上眼睛，来检验他的讲述是否能让视力障碍者理解。夫妻俩常常因为一两句修辞争执不休。有时，王伟力也会将自己的眼睛蒙住，试着用视力障碍者的方式工作生活，他希望自己对视力障碍者的理解可以更深刻。

讲电影关键是同步转述电影，在画面推进的瞬间找到准确的语言来描述场景，不同的语态和声调似乎就变得更为重要。刚开始时，王伟力大概要准备两三天，把片子翻来覆去看，再写讲稿，一遍遍试讲。现在，王伟力摸索出套路了，面对窗外的停车场，随口就来：“天气雾蒙蒙的，下着小雨。不远不近处有几栋楼房，大概都二十几层，楼外都挂着一个个的空调，远处那个楼完全就是大玻璃窗。近处是一个拐弯的楼，整个这是一个停车场，停车场的尽头是一排树。”

电影《少年的你》开场是一段没有对白的戏，两个演员的戏全写在脸上。怎样才能把画外之音准确地描述出来，让视力障碍者真正理解电影想表达的情感？王伟力是这么讲的：“看守所探视间，陈念和小北隔窗对坐，陈念安慰地看着小北，小北微皱眉头，轻轻地摇了摇，意思不要自首。”

为了照顾剧情的发展，有时电影画面中主人公的一个细微动作，都不能放过。电影《那山那人那狗》里，父亲站在山头，看着一架纸飞机在山间飞翔，他的视线追随着纸飞机上上下下。王伟力讲道：“飞机缓缓向下飞去，老父亲仿佛看到妻子焦虑等待的心，就像这架小飞机一样，在风中颠簸飘摇着，不知何时被风吹落，何时又被雨滴打湿了。

”许多次，王伟力面对着他们讲电影，看着他们一会儿皱起眉头，陷入沉思；一会儿露出笑容，由衷地为电影里的人物感到高兴。看到这些，王伟力越来越相信，“一切都是对的。”

编织 1000 场电影梦

66岁的张华来这儿有10年了，每次出发前，张华都会打扮一番，提前半个小时到，这样就能坐在第一排。“年轻时忙于工作，我没看过几场电影，眼睛看不见了反而爱上了电影。”张华说。

张华曾经是一名会计，53岁时，视力因为眼底疾病急剧下降，医生得出的结论是这种疾病无法医治，她的视力程度只能辨别光斑。眼前的世界黯淡下来，张华的生活也褪去了颜色。一天傍晚，丈夫在家中看电视，张华用仅存的视力猜测着电视里的内容，丈夫不但没有给她讲解，反而用嘲笑的语调对着孩子说，“你看，你妈把狮子看成了马。”

“虽然是玩笑话，但当时我听了，心里在滴血。”从此，张华不愿在家中听见电视的声音。后来经过邻居的介绍，张华得知了心目影院的存在，她对王伟力的讲述画面的能力尤为惊叹。

在心目影院，张华结交了很多朋友，朋友间的鼓励和劝说也让她解开了心结。张华试着恢复过去的生活，每天在家中规整生活必需品，她甚至将落灰的缝纫机重新打开，尝试着缝制衣服。

肖焕义是心目影院的主持人，每当电影开场前，肖焕义会站在舞台中央和大家分享生活心得。此前，肖焕义却是一个少言寡语的人。

肖焕义63岁，他自幼失明，曾在胶鞋厂工作，1994年下岗了，后来，他在离家不远处做起了推拿。他经常受到别人的排挤、辱骂，有时还被人抢走摊子。“当时觉得生活是不公平的，内心有时候很偏激，也就变得沉默寡言了。”肖焕义说，他是心目影院的第一批观众，王伟力试着让他站在台前讲话，久而久之，也变得开朗起来。

和光影一样，放映带来了“光明”，自然也会有“黑暗”。钱始终是个大问题。2006年，房租水电等开支让心目影院的资金消耗殆尽，王伟力也一度想过放弃，他和妻子四处借钱，卖掉了汽车，租临时的房子住。

最难的时候，王伟力夫妇几乎到了捉襟见肘的境地。王伟力回忆时用了个排比句：“5块钱的早餐你不敢花，一盒烟6块钱不敢抽，5块钱的过桥费交不起。”当时从小院回家坐公交得3块钱，儿子建议他们先从小院走路到鼓楼：“从鼓楼坐车只要1块5，不走到鼓楼就得花3块。一个人3块，两个人就得6块。”

身边的朋友并不理解：“你这干什么？无底洞啊，你做公益也不能把自己做成穷人啊。”家人也极力反对，不让他们回家，说他们回家就是借钱，话也说得很绝：“把你们饿死，饿死你们就不干了。”

他们也不是没想过放弃，但经常是立定了心意，“再坚持完这最后一年就彻底放弃。”可是等到下一年，社会上又来了一点儿帮助，让夫妻俩觉得还能再坚持一年。

更重要的是，小院已经成了视力障碍者朋友的另一个家，这里有他们熟悉的声音：王伟力讲电影的声音，大家在小院里一块唱歌一块笑的声音，有时还会听到风吹过树叶，鸟儿在树枝上啼鸣，猫在屋檐上打了一个长长的哈欠……在这里，他们知道自己是被关心、被看见的。

而真正被大众“看见”，则始于2018年。那一年5月，心目影院从鼓楼西大街“搬进”保利影城天安门店，在这儿的9号放映厅找到了落脚点。由此开启的每个周六上午，只要保利天安门影城在营业状态，专属影厅里都会响起解说电影的温暖声音。

                                      盲人相互搀扶进入影院

搬离小院并不在计划内，但王伟力夫妇对这个结果很满意：“现在视力障碍朋友能和明眼人一样，平等地坐在影院欣赏最新上映的电影了。”当然，这背后的意义远不止于此：从个体力量始发，到民间志愿者参与、规模化志愿团队加入，再到当下的企业“入驻”，正规化运营，这一条走了近20年的人文探索之路，一个特殊群体获得感的快乐范本。随着我国残疾人社会保障制度不断完善，服务体系不断健全、日渐成熟，这一模式甚至可以为更多该被看见的群体，作出更大的贡献了。

另一个变化发生在去年9月，夫妻俩注册了自己的快手账号，名字就叫“心目影院”。王伟力计划拍摄一系列视力障碍观众看完电影的小采访、小影评，让这些视频成为一个窗口，让更多的人有动力去了解“用耳朵看电影”的感受，“他们可能就会自己试着闭上眼睛去听，然后就会意识到视觉障碍S的不便，从而激发他们的社会责任感。”

现在，9号放映厅里，负责讲述的志愿者走上台介绍自己，先是姓名，然后是今天穿的上衣和裤子，以及鞋子的颜色。大家鼓掌向她表示欢迎。

放映厅里，最后一盏灯灭了，讲述人的声音响起。然后，电影开始了